“习书记把‘公仆日’办成了‘连心日’”

　　采访对象：李金贤，1944年8月生，福建莆田人，1983至1988年任宁德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行署办公室主任，1989至1991年任地委办公室主任、地委副秘书长。其后分别任福建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省信访局局长和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副主任。九届省政协委员，2009年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在地委办公室工作。请您谈谈他刚到宁德时给您留下的印象。

　　李金贤：习书记在福建工作17年半，我与他有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交集。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我在他身边工作，任地委办公室主任、地委副秘书长。他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后，我也调到省里工作，先后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和省信访局长、省政府副秘书长。习书记当福建省长之后，对信访工作十分重视，我们打交道比较多。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有些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习书记刚来宁德时才35岁，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发展经济是整个社会的主旋律。习书记带着在沿海特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从厦门过来，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后代，所以大家对他期望值很高，都说：省委真重视宁德啊，派分量这么重的干部来，是我们闽东人民的福气。地委对他的吃住行作了这样的安排：在闽东宾馆腾出一个套间，使单身书记生活起居有人照顾（新婚不久的习书记独自一人到宁德上任）；行署新进了两部进口小车，安排一部给他坐，司机由他自己定。这本是入情入理的安排，习书记却一一谢绝了。他说：“车辆还是用老书记退下来的小车，连原司机一起转过来就行了。我也不能住在宾馆，还是搬到机关干部宿舍住，吃在机关干部食堂就可以。”经办人员一听连忙劝道：“这可不行啊！老书记退下来的车已经跑了二十多万公里，车头在一次车祸中碰坏修理过，闽东山高路险，还是换新的比较安全吧！让您住在宾馆，主要是考虑到家属不在身边，生活不方便。”但是，习书记还是坚决不从，他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不要摆阔气、讲排场，还是过紧日子好。新车就留给接待客人用，要保证客人坐得舒适安全。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住在机关宿舍，和干部在一起工作生活，各方面才方便。”就这样，在任内，他坚持用旧车，住干部宿舍，宿舍内的床铺、家具基本都是原来用过留下来的，连司机也是吕居永老书记留下的，一直到他离开宁德赴福州上任为止。在这期间，他从不公车私用，夫人彭丽媛几次到闽东来看望他，都是自己买车票或搭便车来的。其实，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在当时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那时有一种观念是政府对外的形象一定要包装，比如政府领导一定要配豪车，认为这样才能引得金凤凰，招商才容易。但他没有这样想，在当时就表现得很不一样。

　　习书记来宁德没几天，就搬到机关干部宿舍楼里住，与干部一道吃在机关食堂。办公室就安排在老地委大院办公楼三楼，总共只有20多平米，里外两间，外面一间摆放着两张沙发，一张茶几，用来会客；里面一间是他办公的地方，放了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虽然安装了一部老式的窗式空调，但他很少用。他来的时候，我们原本想把这间办公室重新装修一下，可他不同意，说原样就挺好，来了就直接进去办公了。

　　大家都没想到，这个从厦门特区来的地委书记，如此艰苦朴素，如此严于律己。大家也都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他说什么都服气。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时，许多干部群众十分期待早日脱贫致富，希望能上一些大项目。请您谈谈他当时对发展宁德经济是怎么考虑的。

　　李金贤：习书记刚来就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大家的积极性和信心都很足，一时求富心切，“三大战役”决战决胜的提法就被炒起来了。所谓“三大战役”，实际上是指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在赛岐建中心城市这三项大工程。当时社会上流行跑“部”“钱”进，习书记是北京下来的，大家就认为他往北京跑项目要钱肯定更容易。很多人都说：“这下闽东马上就要改变面貌、脱贫致富啦。”

　　但习书记这个人很沉稳，并没有受当时干部群众高涨情绪的影响，没有立马烧起“三把火”，而是决定先到基层调研。他花了两个月时间，跑遍了宁德9个县，还考察了浙江的乐清、苍南和温州三个地方。他跟我们说：“闽东脱贫不是那么容易呀。闽东山穷地瘦，山势呈犬牙交错，落差大，直上直下，海拔可以从1000米陡降到几十米，平原地少，山区多是挂壁梯田，田块小，群众说是‘眉毛坵’、‘斗笠坵’、‘蛤蟆一蹦过三坵’。闽东虽然山峦起伏，但林木也少，光秃秃的，没有什么像样的矿产，资源比较贫瘠。沿海四个县也多半是山区，海岛缺电缺水，灾害频繁。所以，我们不能脱离这些实际谈脱贫，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

　　采访组：看来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发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

　　李金贤：的确，习书记在调研中看到了闽东真正的问题所在，最主要的就是受客观条件制约。首先是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一旱一涝是常态，老百姓称之为“一场大雨哗啦啦，三天没雨干巴巴”。沿海台风暴雨，一年都要来好几趟，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是常有的事。其次是交通不便。宁德地区关山阻隔，到每一个县都要翻一座又陡又长的岭，进出唯一的公路是104国道，坡陡路窄，险象环生，艰难异常。从福州往宁德走，就要翻越罗源飞鸾岭，坐车一上一下，至少就得一个钟头。到霞浦有杨梅岭，到福鼎有金钗岭，到福安有财洪岭、眉洋岭，到古田有牛岭，到寿宁还有车岭和九岭。如果到周宁县，还要翻过愁岭。愁岭这个地方真是名副其实啊，道路又窄又陡，弯多崎岖，从车里往外边看，处处是悬崖峭壁，就好像坐的不是汽车，而是飞机，非常可怕，真可谓一见就“发愁”。传说外地司机到这里有的都不敢开车，要雇当地司机才敢通过。

　　习书记还发现，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闽东的老百姓有几种思想倾向。一种是安贫乐道、“穷自在”的观念。满足于“过得去”，反正不愁吃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想法的人居多。一种是怨天尤人的思想。在高山地区，有人觉得自己的“八字”不好，生在这么个地方，没办法，就“等靠要”吧，总会等来政府救济。还有一种是急功近利的心理。觉得我们穷得被人瞧不起，要赶快改变面貌。于是就不切实际地提了一些口号和目标。还有一种思想倾向就是无所适从，面对机遇又不敢闯，思想和行动都困在家门口了。但习书记更多的是看到闽东人民朴实、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信心。闽东是革命老区、苏区，曾志和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战斗过。他说：“闽东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蕴藏着不屈不挠的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这是最宝贵的精神力量，这种革命传统留下的基因是能造就人间奇迹的。”

　　采访组：了解到这些情况，习近平同志采取了怎样的态度？提出了哪些思路和举措？

　　李金贤：闽东的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引发习书记的深刻思考：在发展商品经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能否先飞、如何先飞？

　　结果，他写出了一篇名为《弱鸟如何先飞》的闽东九县调查随感，随后召开干部大会，介绍自己的思考和认识。这是他到宁德工作后召开的第一场全体会，大家既兴奋又期待：习书记终于要作报告了，闽东大发展的号角要吹响了。但习书记在报告里面首先指出的一点，就是对他期望值不能太高。他说：“我就是我，父辈的光荣，不能作为儿孙辈的老本。”第二点，他指出闽东经济发展不能急躁，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一口吃成个胖子。第三，他强调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几任班子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发展需要接力，各级干部要发扬“滴水穿石”精神，以一种前仆后继、敢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品格，接续奋斗。这番话言辞恳切，鞭辟入里，但在当时，却相当于给大家泼了一盆“凉水”。许多干部原来热度很高，一听到这里就懵了，大家议论：这个“滴水穿石”，要滴到什么时候才穿啊？

　　习书记很有领导艺术。他一边泼凉水，让大家冷静下来，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一边又保护大家的热情，烧温火，肯定“三大战役”的目标是积极的。他说：“建设新城、开发港口和修建铁路，都是大好事，不是说不行，但要考虑现在能否实现。”他耐心地给大家分析，现在建设新城区不切实际，一座城市的形成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长期积淀的过程，不能轻易打破。再说，搬迁付出的代价太大，谈何容易。闽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区内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三都澳目前还是军港，缺乏战略物流大后方支撑。福温铁路的建设是大趋势，将来一定会实现，但以我们目前的财力，杯水车薪。习书记说：“这些项目虽然现在不能推行，但我们要看到希望，深入考察分析，做好可行性研究，启动一些前期性的、争取性的工作。我们要做好准备，创造条件，把基础性工作先干起来。”

　　接着，他又说：“我们闽东要下决心摆脱贫困，目前首要的是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转变观念，树立市场观念、商品观念和竞争观念，这样才能真正踏上富裕之路。”他还鼓励大家要看长远，积极进行宣传和前期准备，闽东的发展应奉行“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思想，立足现实，不急功近利，不攀比，不消极，不蛮干，紧中求活，活中求发展。根据现有的时空条件，日积月累，一定会水到渠成。

　　习书记的报告，在闽东引发强烈反响。那些要烧“三把火”的不切合实际的超前论调消失了，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闽东要改变贫穷面貌，到底该从哪里破题。这时，习书记就指出，要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他在随后一次地委会议结束后，专门把有关同志留下来讨论怎么修路。习书记让我取一份宁德政区图来，摊在桌面上，叫大家都围过来看。他说：“闽东这个地方，关山阻隔，道路狭陡，咱们随便去哪个县，都要花一天的时间，几个乡镇跑下来就要一个星期。光靠目前这一条道窄弯多的104国道，经济是搞不起来的。”他用手在图上一边划线一边说：“你们看，从宁德漳湾出发，经福安县的甘棠和湾坞，再到霞浦县的溪南，上达牙城，经由福鼎的秦屿穿过相山汾水关，抵达浙江苍南，直达温州，这几个点连成线，就可以把咱们宁德好几个县都串起来。咱们就这样搞一个汽车专用线。”那个时候，国内没有高速公路，习书记提出搞汽车专用线，其实就相当于高速公路。习书记这一划，大家都豁然开朗，这条专用线一修通，不仅将宁德、福安、霞浦、福鼎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而且把沿海几个县搞活了，由此也可辐射带动山区经济的发展。不过说到这里，习书记又说：“我们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共识：一是立足现有区情，着眼现有条件，克服急躁情绪，可先行论证；二是三都澳当前开放条件不成熟，无腹地，还难以形成物流集散中心，应矫正孤立开发的想法；三是当务之急要打通飞鸾岭，开条隧道，这是闽东咽喉，要从发展区域经济高度上积极向省政府、中央有关方面汇报；四要脚踏实地，不能空喊口号。”

　　就这样，宁德这个“弱鸟”在习书记带领下走上了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先飞”之路。在农业上，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结合各地区实际发展特色产业，比如霞浦的晚熟荔枝，福鼎的四季柚，福安的芙蓉李，古田、寿宁的食用菌和茶叶，以及沿海县市的养殖贝类、鱼、藻类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带有产业特色的精准扶贫。在工业上，他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刚才说的修通公路，他还主张大力发展地方工业，跳出了“无电办啥工业”“无工业办啥电”的怪圈。

　　习书记的宏图大志为闽东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闽东人过去不敢走出家门到外面闯世界，后来很多人走出门去做生意、办企业，光福安县就有几万人跑到外地，搞开发办厂子，做茶叶搞物流，形成了气候。周宁人在上海搞钢铁贸易，寿宁人到广东办超市，古田县食用菌更是誉满全球。这些都是过去的宁德人想都不敢想的。之后数年，地委、行署积极地为这个构想做实地调研、规划，习书记离开宁德后，在任福州市委书记、省长期间，仍经常给予指导抓落实。闽东人民都在努力践行习书记当年为闽东规划构筑的蓝图，现在福温铁路有了，福温高速公路也已通车多年，各地县（市）也都基本连上了高速路，福鼎还建起了核电站，辐射周边多个省市的供电需求，带动了本地区周边城市的工业发展。交通的便利，还带动了闽东地区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山区农民造福工程及脱贫致富的宁德模式还辐射到了全国。这些都实实在在印证了他当初的预言：“对闽东，我是充满信心的”，“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在许多领域创造‘弱鸟先飞’的奇迹”。

　　前几年，我有感于闽东的变化及习书记在闽东时期的工作思路，随笔写了一首诗《回眸闽东》，作为服务过闽东的老同志的一点想念：

穷山恶水越千年，山客“曲蹄”苦黄连。

解放翻身民做主，改天换地刨穷根。

改革开放旌旗奋，宏图伟业谱新篇。

更喜圣杰临贫瘠，霞光普照福人间。

“四下基层”集民智，摆脱贫困明方向。

践行唱和“山海经”，滴水穿石开新天。

“双龙”穿山跨海舞，三电凌空入网先。

工贸云集港城美，山青水秀入画匾。

造福新居民乐业，衣丰食足乐开颜。

精准扶贫结硕果，闽东小康奔向前。

　　（注：“曲蹄”指旧社会对渔民的贬称，“双龙”指福州至温州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三电”指福鼎核电、福安大唐火电、闽东水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特别强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到基层群众中走访。请您谈谈他是如何以身作则贴近群众的。

　　李金贤：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要改革开放，就要往城市跑，到城市里才能发展经济。所以，干部跑乡村的很少，领导到田间地头踩田埂的更少，好像只有大城市里面的“灯红酒绿”，才是改革开放。可习书记不一样。他心里装着群众，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一到闽东就提出“四下基层”，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到基层、信访接待到基层、现场办公到基层、调查研究到基层，并且自己带头沉下身去。记得2010年8月，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他来福建调研，专门和我们这些在宁德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见了面。我对习书记说：“这么长时间了，您当年提的‘四下基层’，我们一直在坚持。”没想到我这么一说，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对呀，‘四下基层’我也一直强调，到了浙江也这样要求，到了北京，对国家信访局也讲过领导干部信访要下基层的事。”

　　习书记下基层总是要求去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当时宁德最偏僻、最贫困的四个乡，他去了三个，只有一个因为工作调动没来得及去。他在基层从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注意体察民情。他跟我们讲，下基层要会看“三面”：田面、人面和市面。田面，就是要看田间地头有什么庄稼，庄稼长得怎么样；人面，是看群众的精神面貌，如果面黄肌瘦，就说明生活条件不好；市面，就是看集市交易是否活跃、物价高不高，等等。进了群众家里，他不光围绕生活问题问长问短，还要揭开锅盖子，看看老百姓平时到底吃些什么。也正是因为他与群众走得近，老百姓才发自内心地认可他，对他感情很深。

　　我举两个习书记下基层的事例。一个是他当年去下党调研的经历，真是非常辛苦。下党是当时平溪乡一个村划分出来新设的乡，没有电、没有财政、没有办公楼，几千号农户，进出没有公路，也没有车，人们交公粮、买东西，都是肩挑手扛，非常不方便，要看病就更难了。习书记听说了，就要去看一下，并打算帮助解决修公路的问题。记得那是1989年7月，天气非常炎热，先是坐车一路颠簸到平溪乡上屏峰村下车，再步行20多里山路，到下党就已经中午了。我们在村头鸾峰桥上座谈，简单吃了午饭后，又去看望了几户贫困群众。下午2点多了，习书记就提出不再原路返回，去现场考察要修的那条路。

　　那是一条很小的山间路，很久都没有人走，荆棘丛生，高低不平。下党公社（那时候下党乡还叫公社）的书记拿着一把柴刀走在前面，边劈开杂草边往里走。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做拐杖，跟在他后面。大热天走在草丛中，就像待在大蒸笼里一样，一个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那时候也没有瓶装水，渴了，就捧溪水喝，抹把脸。我们从下午2点走到7点才走到上屏峰村公路边，然后坐上车，又晃荡一个多钟头，晚上8点多才回到县招待所吃上饭。那一天真是累坏了，很多年轻人的脚底都打了泡。路上我就跟习书记说：“今天我考虑不周，实在是太累了，你身体吃得消吗？”没想到他很轻松地说：“这点苦不算什么，当年我当知青插队的时候住窑洞，跳蚤咬得皮肤都肿了、烂了。白天干活，挑一两百斤的担子，一肩挑可以不换肩。”我很感慨，习书记那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磨练摔打，一般的年轻人是比不上的。

　　第二个事例，是有一次我陪他坐船去福鼎县的嵛山岛调研，当年嵛山岛只有一个简易小码头，机帆船到了岛边靠不上去，只能用小舢板转运。那个时候气象预测不是很准，去的时候很顺利，风平浪静。回来时突然起了五六级的风，海浪一下子就掀高了，小舢板始终靠不到大船上。船民在船头顶风的地方试了几次都靠不上去。习书记说：“咱们要背着风上，不要去顶着风，从后面向上靠。”果然，背着风一下子就成功了。上岸后，我跟习书记说：“今天真有点后怕呀，万一靠上不去，船翻掉就麻烦了。你会游泳吗？”他就笑了，给我讲他在厦门时游大海的经历。他说有一次游兴正浓，不经意间发现浪不对劲，好像是要退潮了。他沉着冷静，辨析海水流向，采取侧仰姿势，积蓄力气，剪浪而游，终于安全游回来了。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情，首先心里一定要冷静，不能慌乱。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自己不要乱了自己。”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对信访工作比较重视，提出了独特而明确的要求。请您谈谈当时的主要背景，以及在他的要求下，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和反响如何？

　　李金贤：习书记总是说，一个领导干部做工作想抓住要害，就要把信访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他说：“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贤明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伸冤的，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个事，这是不应该的。”

　　他把信访工作放到突出位置，到任不到5个月，就亲自下基层参与信访接访。记得他到霞浦县搞信访接待，忙活了整整一天，受理了86件事，当场就解决了十几件，剩下的就让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解决掉，老百姓十分高兴。习书记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当天晚上的总结会议上，就提出“领导干部要主动到基层接访群众，在信访中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愿望，把群众的声音作为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营养品”。为了强化信访工作，他很快就研究制定了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后来，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的做法进一步向面上推开，每个月20号，各个县市领导都要安排接待群众来访，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干部们把这一天叫作联系群众的“公仆日”，老百姓则把这一天称作“连心日”，觉得这一天像过节或赶墟（指农村集市）的日子一样。他还特别强调这种制度不要刻意追求形式，而要讲求实效，多办实事，要体现求实精神。他说：“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承诺了的，只要没有大的出入，就下决心抓紧兑现，取信于民。确实需要解决的困难，晚解决倒不如早解决好，早解决更有利于维护党的威信和政府形象。”

　　在习书记的执政路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信访工作的重视。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就在福州五区八县全面推行建立领导干部下基层接访群众信访日制度。他任福建省长时，多次到省信访局视察并指示，在百忙中参加了省信访工作暨表彰大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放下架子，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他跟大家说：“关心帮助每一个需要关心帮助的人，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在他的指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制度，有效化解了许多信访积案、老案，受到群众欢迎。再后来，他到浙江当省委书记，还专门让浙江省信访局局长到福建了解信访工作。浙江信访局把习书记在福建推开领导干部信访下基层的经验做了总结，并在浙江全省推开。当时，他作为浙江省委书记，还亲自带着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到浦江接待来访群众，这在全国还是首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您在办公室工作，请谈谈他对机关干部特别是办公室干部提出过哪些要求？

　　李金贤：习书记很重视办公室工作，也很熟悉办公室工作，所以很体贴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我原来在行署办公室当主任，他来了5个月，就把我调到地委办公室。当时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比习书记年长十岁，而且我也知道，习书记工作要求高，节奏快，规矩也很严，计划性强，我怕跟不上他的节奏。结果，他叫我过去谈话，好像已经摸透了我的心理，讲得很直率。他说：“办公室工作是一个苦差事啊，什么好受的没有，只有难受。有的人不愿意来，愿意来的人，组织上还不一定看得上。”他这么一说，一下子就让我放松下来，也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他随后对我提出了办公室工作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强调按规矩办事；二是加强干部管理特别是秘书的管理，并说领导的秘书是工作的需要，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权；三是加强学习思考，多下基层调查研究，抓好落实督察反馈。

　　习书记总是能够指明办公室的工作方向，帮助我们理顺办公室的各种关系，对同志们的工作充分肯定。但工作上需要注意的问题，他也直接提出来，从不含糊。拿文字工作来讲，他说文件是用来指导工作的，连标点符号也不能马虎。他最怕文稿写成长文，一个报告稿，一般四五千字就可以，但是条理一定要清楚，观点必须鲜明，要引经据典，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明白，绝不能唱高调，不能讲空话、套话。习书记平时看书多、知识面宽，办公室的同志们都在他的带动下主动学习充电，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他也十分懂得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有时大家会跟他唠叨一些柴米油盐上的事情，他都非常理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给大家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李金贤：我对习书记印象最深的事情，首先就是勤奋好学。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讲话，许多用典都是信手拈来。这都源于他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阅历，正可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他什么时候都能挤出时间来看书，而且什么书都看，基本上是把整个空余时间都放在读书学习上。白天不下乡的时候，他会准时到办公室，看文件、看材料，找人谈话。业余时间，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那些日子里，我晚上加班回家，总能看到他的灯还亮着。即使是下乡最辛苦的时候，晚上也是雷打不动地看书，每一个县的县志，是他的必读书目。记得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前一天晚上吃完饭，他在县城溜达，转着转着就转到了新华书店。进了书店门，就看他两眼直放光。他惊讶地说：“没想到寿宁县城书店里还有这么多好书啊！”他总共买了八九本，有马恩列宁经典著作，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还有一本清末小说《九尾狐》，我觉得非常新鲜。

　　他亲口给我讲过，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是带了一箱子书下去的，连词典、字典都带去，看不懂的字、不理解的词义，就翻字典、词典，每天晚上就是在煤油灯下看书，日积月累地读书。他来宁德，也没有什么随行的东西，除简单的被褥衣服外，全都是书。当时国内各地正在流行跳交际舞，年轻人都在学、都在跳。他当时一个人在宁德，但从来没有见他去跳过一次舞，也没有去唱过卡拉OK，就只爱读书。记得有一年元旦，他让秘书回家探亲。晚上8点多，我与时任宁德县委书记陈修茂不约而同到他家里找他，只见他的书桌上放着几本书，有一本书正翻看了一半放在灯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他如果不是这样博览群书、勤学积累，没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一番作为，就不会形成当今指导中国发展道路的治国理政思想。

　　第二，他看事物总是站位很高、立足长远，深谋远虑，而不是只谋一时一地。这一点从《摆脱贫困》这本书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为什么要提出“摆脱贫困”而不是“消除贫困”呢？因为他考虑到，摆脱贫困其意义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而这种贫困消除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仅仅是一个“摆脱”，就要多少年一步步地努力，“消除”就更难了。所以，这也与他提倡“经济大合唱”，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密不可分，不能想着一蹴而就，而要一步一个脚印，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扎扎实实地做工作。他讲的这些话，大家都能听懂，也能接受。

　　第三，就是他处事果断、笃定。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那年的5月，正是敏感时期，大家说话表态都比较谨慎。我们宁德地委计划召开新闻工作会议，但没想到赶上政治风波进入高潮，谁也不敢出来讲话，也不能出来讲话，怕讲错，叫人家抓住“尾巴”。大家就商量，要不要把会议延迟一下。可习书记却拍板说：大胆开。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各个县的县委书记，还有新闻工作者和各报道组组长。他在会上提出了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鲜明观点。他说，一是要冷静分析思考，认清当前形势；二是要搞好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三是要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立足于冷静思考，他还毫不含糊地对民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讲得非常精彩。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现，而不是某一阶层、某些人的随意性，也不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地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其实就是只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而自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这是行不通的。”现在来看，这些话依然声如洪钟，振聋发聩。在当时那个时期，大家听得鸦雀无声，都觉得这个习书记真是高人，敢讲，而且讲得在理，很多疑虑都打消掉了。那个时候，各地各种谣言满天飞，说什么话的都有，可是宁德地区却非常平稳，没有人跟着瞎折腾。直到那场风波过去之后，各地搞清理清查，习书记在这个会上的讲话才引起关注，当时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还专门把习书记的讲话整理成内参报了上去。那个时候，他只有36岁，真是太了不起了。

　　今天，我们虽然不在他身边和他共事，但看到他在国际舞台上自信而笃定的神态，听到他优雅而沉稳的讲话，我们深深为之折服。他代表中国传统，代表中国形象，也将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