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西南，有益探索
西南局成立之初，面对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烂摊子，邓小平（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等领导人迅速制定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目标，强调“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他要求党和政府“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所谓对人民有利的事，就是这些事，如过去盐一元一斤，现在只要九角九分；过去只能吃一斤盐，现在能吃一斤一两；以前过年过节没有肉吃，现在可以买肉吃，这些哪怕是极小的经济问题，都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使人民对政府和干部更加拥护。”“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他高度重视和善于解决关于群众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总是从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出发点作出决策。
西南地区解放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执政后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50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川东区党委扩大会上指出：“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必须把城市搞好。没有城市，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统一的……譬如重庆搞不好，就没有办法统一，重庆本区域以及外区的物资就无法交流，物价就要波动。”
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归纳了城市工作的五个方面，并强调这五个方面，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坚持中央制定的“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他教育党员干部：“我们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条件准备成熟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并不因为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现在就不扶持正当的私营资本的发展，正当的私营经济不但为今天国计民生所必需，而且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作了准备。”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面对西南地区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小平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力陈修建成渝铁路的理由：一是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二是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并向全国提供农副产品，互通有无；三是修建成渝铁路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刺激生产，加快工业发展。在邓小平力主下，中央毅然决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立即兴建成渝铁路。
1952年7月，成渝铁路顺利通车。成渝铁路作为西南地区城市大动脉，对于改善四川地区落后的交通状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单列户头”，推动改革
1983年，在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尚未全面铺开的背景下，重庆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为了搞好这次试点，发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作用，从1984年起，党中央对重庆市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这一历史性的决策，与邓小平有着密切关系。
1978年2月，邓小平视察四川，在成都听取四川省委工作报告时，了解到重庆这个特大城市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全市财政收入在全川占三分之一，支出占十分之一，整个城市破破烂烂，老工业基地改造欠账非常严重。相关负责同志向邓小平表达了对重庆恢复计划单列的要求，邓小平当即表态：“重庆计划单列户头符合实际，这个要求不难，请省里写个报告上来。”由于改革开放尚未揭开序幕，重庆单列计划没有马上得到实施。
12月，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全国统一的方案还没有拿出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这个讲话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其中支持地方先行先试的改革思想，更成为重庆改革试点的思想武器。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试点。为配合这次改革，中央对重庆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单列，给重庆以相当于省的经济管理权限。至此，重庆作为中央选定的第一个试点大城市，被推上了全国城市经济改革的最前沿。
军民融合，工业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不仅需要国内有正确的政策，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结论是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走军民结合道路的战略思想。他指出：“国防工业要搞军民结合，以民养军；总的方针是，至少拿出一半的人搞民用，将来自动化了，可以三分之二的人搞民用。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1982年，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
邓小平提出的军民结合的思想，促动和激发了重庆军转民改革，走出了军民结合的新路子。
重庆军工企业转向民品生产的情况，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完全利用军工技术和军品工艺生产名牌产品。如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运动枪和弹、猎枪和弹、防雹火箭弹、打雨炮和弹等产品。二是按“技术相通，工艺相近”的原则，生产国家正式定点的重要产品。如摩托车、自行车、缝纫机、电扇、时钟、液压支架等，创立了山城手表、合川火柴、红岩墨水、三峡电风扇、将军牌电冰箱、金雀电视机等重庆著名工业品牌。三是根据重庆军工企业的技术装备、工艺条件开发新产品。如军民两用载重越野汽车、微型汽车、集装箱、空调器等。四是为轻纺工业技术改造服务的产品。如望江机器厂、空压机器厂等七个军工企业，为地方轻纺工业技术改造研制成功了制烟机、制革机、预硫化机、双色圆印机、搅拌机、真空脱气机等110多个品种。
随着重庆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军工企业“军转民”已成为重庆市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助推器。1991年初，邓小平评价：“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抓得比较早，这一条抓对了。”这是对军民结合思想的肯定，更是对重庆军转民实践的肯定。
决策三线，川渝分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持续了几十年的三峡工程大规模论证工作重新展开。1980年7月，邓小平在实地考察并听取多方面意见后，发表了结论性意见：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从此，三峡工程在邓小平的指挥与部署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开始全面运作。
1982年10月，由国务院牵头的三峡地区考察团，在实地考察和论证基础上，向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的低坝方案，即三峡大坝正常水位150米，搬迁移民30万人，只淹没万县等。建成后，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1000万千瓦。按照这个方案，水库蓄水不能让万吨轮船到达重庆港埠，对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是个巨大的浪费。鉴于此，重庆市委向中央提出“150米坝高方案对重庆港及其附近航道没有改善，不能满足航运要求，建议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的中坝方案。
1985年1月，在听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关于三峡工程的情况汇报后，邓小平指出：“三峡工程是特大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决议案。三峡工程最终被确定为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
三峡坝高确定以后，三峡移民作为三峡工程的最重要任务摆在了邓小平面前。1985年1月，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时，提出为保证三峡工程顺利建成，妥善安置库区移民，“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这个行政区应该包括重庆市，有了大城市，有一定的工业经济基础和人员智力的支援，便于发展经济”。邓小平表示，“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邓小平关于川渝分治的建议，成为重庆建立直辖市的指导思想。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正式动工，中央开始正式酝酿设立重庆直辖市。
1997年2月，国务院向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提交议案，申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诞生。
（艾新全 据2019年第6期《红岩春秋》）
来源：广安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