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一群美国客人向邓小平询问他的性格特征，他含笑沉思后认真地回答说：我不过是一个老兵而已。我真正的本行是打仗。作为老兵，打仗最能体现邓小平的风格特征。
邓小平一生打过许多仗。从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到转战太行山区，从挺进大别山到指挥淮海、渡江战役，他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对邓小平来说，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最令他得意的是与刘伯承一起，在挺进大别山时率领十几万晋冀鲁豫部队，与蒋介石指挥的数十万精锐部队在中原逐鹿。这一时期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杰出的指挥才能和独特的领导风格。
“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把握时机，克服困难， 努力实现战略目标的风格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刘邓大军是在无后方支援的情况下，从敌人的心脏实施千里突围的。1947年6月，刘邓大军12万余人在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被司徒雷登称为可抵40万大军的“东方马其顿防线”黄河天险，接着又不失时机地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胜利，1个月歼灭敌人6万多，揭开了伟大的战略反攻的序幕。蒋介石急忙调集了13个师约20万人的兵力进行围剿，企图压迫我军背水作战，并准备挖开黄河堤坝，水淹刘邓。与此同时，在陕北处境艰难的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三A级急电，要刘邓火速南下。
军情紧急。是让连续作战的部队继续前进，还是让疲劳之师作必要的休整补充？邓小平与刘伯承审慎地分析了情况，认为蒋介石决堤黄河放水，没有什么可怕的，党中央有困难，必须义无返顾地、不顾任何条件地去实现中央总的战略目标。他们毅然决定，机不可失，疾速南进，立即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8月初，刘邓大军提前结束了休整，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千里跃进大别山，凭着惊人的意志和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国民党的追兵阻师。在行进过程中多次遇到十分险恶的关头，刘邓总是身先士卒，并肩战斗。邓小平反复对部队强调：“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他明确表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地打过去！”正是凭着这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后，刘邓大军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壮举，实现了战略进攻的初步胜利，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40多年后，邓小平向他的女儿毛毛讲述了当年的情况：“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只有我和刘伯伯看了这份电报，看完后就立即烧毁了。当时我们真困难啊。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10天后行动。用10天作千里跃进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10天就行动了。当时，真是二话没说，什么困难也不能顾了。”说到这里，一向性格内向的邓小平“声音略带哽塞了。”
“在新解放区，不宜搞土改”：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联系实际进行创新的风格
国民党声称：“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派出了15个整编师共26万人的兵力围剿刘邓大军。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区后，为了立足中原、站稳脚跟，一方面进行异常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机动灵活地开展运动战歼敌，逐步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另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建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按照中央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但由于大别山区敌情异常严重复杂，环境极不稳定，群众的顾虑很多，当时又没有在新解放区搞土地改革的经验，而且政策和策略思想准备不足，采用了老解放区搞土地改革的办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一些地区的干部又犯了严重的“左”倾急性病，片面地强调打土豪分田地，造成了只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强行分地分财、强迫群众接受等急于求成的失误。结果不但不利于发动群众，反而造成脱离群众、孤立自己的现象，影响了新区工作局面的开展。
邓小平很快察觉到了这种情况。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地对进入大别山以来实行的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反思。他在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应该有实事求是地执行正确政策和策略的能力，在制定土改政策和实施计划时，要从新解放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接着他立即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了具体情况，提出了政策方面的建议，认为在新解放区，我们没有牢固地站住脚之前，不宜搞土改，应采取适合新区实际情况的稳妥政策，进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当时，毛泽东正在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对自己预计的新区土改的进程进行反思，考虑着如何改进新区土改的政策和策略步骤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争取新区广大群众、迅速促成全国胜利的问题，对邓小平的报告予以高度重视，很快就批准了他的建议，还亲自回电：“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邓小平很快果断地将这一工作方针开始实施，从1948年1月份起，大别山地区停止了土地改革运动，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从而纠正了错误，使地方群众工作有了根本的转机，同时也使我们党在关于新解放区的土地政策问题上，形成了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认识。
“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
从严治军，以身作则，争取群众信赖支持的风格
刘邓大军刚到大别山区时，群众不敢接近他们，活动也不积极。虽然在此之前邓小平就号召所有部队发动了严格执行纪律的群众运动，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但是仍有些干部产生了急躁情绪，有时发生打人骂人、拿群众东西、无偿拉牛马送病号的情况。这就更造成了群众的恐惧心理。邓小平了解到这些错误行为后，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地从党的路线、政策的高度，向干部战士解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一定要遵守群众纪律，取得人民的信任，这是我们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关键。他指出：“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他为军队制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时隔不久，邓小平在黄冈县的一条街上，发现一个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显然来路不正，立即叫查，结果查明，那人是一警卫连长，立过战功。有人说是不是可以不杀。最终为严肃纪律，必须执行枪毙，给部队和群众的震撼力极大。
邓小平自己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在严冬季节，飕飕寒风刺骨地冷，他和刘伯承在四处露风的屋子里办公时冻得直打颤，也不肯随便动用老百姓的一把柴草烤火。刘邓二人还亲自动手用稻草灰染布，用树枝弹棉花，自己用针线缝制衣服，给干部和战士做出了榜样。部队真正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群众解除了顾虑，从而信赖和支持他们。
总之，邓小平和刘伯承挺进中原的这段革命历史，深刻地体现了他善于把握时机，实现目标；实事求是，敢于创新；从严治军，争取群众等一贯的风格特征。邓小平的这些风格特征，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金鸣娟 据2019年6月17日《北京日报》）
来源：广安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