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放思想
《南方谈话》是一篇精彩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光辉的文章。其主线，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篇讲话一发表，民心为之一振，眼睛为之一亮，推动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发展浪潮。
邓小平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在解放思想的任务和内容方面，邓小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没有讲过“凡是”，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中解放出来；右能葬送社会主义，“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要从“左”右两种思潮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唯书唯上必然搞形式主义，要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封建主义残余、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仍然束缚着一些人的思想，要从这些思想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等等。
为给解放思想创造条件并使之沿着正确方向发展，邓小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没有充分的民主，大家不敢讲话，就不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要创造民主条件，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他认为，解放思想，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和群众路线，只有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认识和理论，才是正确的认识和理论。他强调，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
关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南方谈话》的重点，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解答了许多新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解释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他是把坚持社会主义与坚持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论述。他认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的“三权鼎立”“多党制”，不能搞自由化。我们所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在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既坚持了坚定的人民立场，又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邓小平指出：闭关自守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开放本身就是一大改革，关起门来是搞不了改革的。不改革是死路一条，闭关锁国也是死路一条。自闭就是自毙。
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法上，邓小平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他还要求，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社会治理；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两块金牌都要，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保持稳定。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说过来说过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方向要坚定不移。
关于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个战略思维。
时机，是指具有时间空间性的主客观条件。这里讲的时机，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期中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早在1978年6月，邓小平就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时机，是客观存在的，是通过努力可以争取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发展离不开时机，离不开必要的条件，错过时机就要付出很大代价，难以发展。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错过时机、停止不前，落后世界进步潮流的教训后，多次强调，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他在《南方谈话》中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条件有利”“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这是邓小平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时机的科学判断和要求。
在国际方面，邓小平在1984年10月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根据邓小平的判断，我们党从十三大到十八大，历届全国代表大会，都一直使用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概括。邓小平还多次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可以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在国内方面，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1990年4月7日，他指出，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又指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实践证明，邓小平对时代的判断、对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提供了依据和理论指导。
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党的领导；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他一贯高度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他多次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当代中国，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他强调：如果离开共产党的领导，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客观真理。
邓小平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在如何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三个任务：一是要解决一部分党员不合格问题，清除腐败分子。二是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三是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他强调，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
邓小平多次强调，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靠党，特别是靠党中央领导集体。“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他根据党内存在的问题，语重心长地指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邓小平视察南方几省市、发表《南方谈话》时，已是88岁高龄的退休老人，他仍以强烈的政治意识、战略意识和忧患意识，对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回答了多年来困扰和束缚干部群众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份最宝贵的政治嘱托。□李铁映
（据2014年9月2日《四川日报》）
来源：广安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