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改革开放，就是要顺应人民意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生活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这是对改革开放历史由来的深刻总结。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人民群众思安定、谋发展，热盼生产生活“旧貌换新颜”。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导致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难以消除，经济社会的发展举步维艰。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追问：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叫优越性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呢？1978年9月，他在东北三省视察时，走一路讲一路，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正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和建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做好准备，在此之前召开了持续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针对会议情况特别是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同志决定在12月13日闭幕会上讲一讲，并亲笔拟出3页纸、400多字的提纲，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
邓小平同志认为解放思想是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如果思想不解放，就不能解决遗留的老问题，更难以解决出现的新问题，走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他在讲话中分析了思想僵化的成因，列举了思想僵化产生的怪现象，强调它的突出表现就是“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一切照抄照搬照转，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以至于从实际出发的、得到群众拥护的正确政策，往往也受到指责。言下之意，要解放思想，就要做到民之所望、施政所向，群众关心什么，就抓住什么。他顺应人民对改善生活的期盼，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事实表明，只有解放思想，善于从群众所想所盼中寻找方向，才能理解为什么改革、为谁来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当然，群众提出的意见，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进而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要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难免涉及一批人的切身利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比如，机构的改革、企业的改组，都会带来人员的进退留转，有些人就会有意见。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只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一定能够克服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难题。他在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
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就要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中汲取智慧。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针对不合理的经济体制，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因此，邓小平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深刻认识到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
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从小岗村的“大包干”到经济特区的“杀出一条血路来”，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各领风骚，都要归功于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所预见的，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鼓励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检验改革开放的成效，要以人民幸福为标准，要让改革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的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联系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说了一句名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可以说，强调实践标准，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向前进。因为人民是看实践的，改革开放的成效也要用这个标准来检验。就当时的情况，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能不能为人民造福，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明确表示：“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邓小平同志认为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需要通过扩大权限、责任到人，选用人员、量才授职，严格考核、赏罚分明等措施加以解决。他指出：“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通过辛勤努力先富起来。邓小平同志指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与此同时，他惦记着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困难群众，提出“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沿着这个思路，邓小平同志对先富带动未富、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逐步深入，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作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大力改善民生等决策，取得良好的效果。
总的来说，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基调，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宣言书。□毛胜
（据2018年12月2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来源：广安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