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提出了一个鲜明的思想。这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就鲜明地指出：“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20世纪70年代末，一篇报告文学传遍全国——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瘦弱的“书呆子”闯入了人们的眼帘，他就是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在徐迟的报告文学发表两年前，是邓小平坚定有力地支持了陈景润的科学研究工作。他在第二次复出后，就鲜明地指出：“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邓小平在“四人帮”十分猖獗的时候，就大胆地肯定了陈景润不是“白专”。他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轻人，年轻人脑子灵活，记忆力强。”“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搞科研的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中央表扬了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他的话在当时对鼓励科技人员搞科研起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还多次关心和帮助陈景润解决具体困难。陈景润的科研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不好，他婚后多年两地分居，生活得不到照顾，住房也很困难，这些问题都是在邓小平的关心下解决的。
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邓小平说的这位老科学家，就是中科院院士、著名的半导体专家黄昆。这段话是邓小平在1975年9月26日讲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黄昆调往科学院的事拖了下来。直到1977年，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下，黄昆才调入中科院半导体所。这中间，还有一个感人的插曲——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复出，他了解到在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黄昆受到牵连。邓小平多次托人向他表示歉意，说自己给黄昆惹了麻烦，使他受到压力，黄昆很感动。后来，黄昆在半导体所有了较好的研究环境，作出了很大成绩。
“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会议开幕时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78年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又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提出不但学生要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
在科技界和教育界，都把1978年看作是春天的来临。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复出时，自告奋勇地抓教育和科技工作。他多次说过：“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他还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邓小平对教师格外厚爱。他大力呼吁要造成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空气，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他批准坚决恢复和实行大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而且还提出对特别优秀的中小学教师也“可以定为特级教师”。1979年，邓小平亲自批准景山学校的马淑珍等3名小学教师为特级教师。
景山学校是党中央为搞教改试验而成立的学校。“文革”前，每年“六一”儿童节，邓小平都在景山公园里与景山学校的少先队员见面，了解学校的教改情况。他长期关心着景山学校的成长。“文革”未结束时，他依然念念不忘支持景山学校进行教改试验，多次派人到学校了解情况，鼓励师生要坚定不移搞教改。1983年9月，景山学校全体师生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对学校的关心，同时请他对新时期如何进行教改作指示。第二天他就为景山学校写了题词，这就是著名的“三个面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和精髓。
1977年8月8日，一批老教授和老专家情绪激动地希望改革高校招生制度。邓小平当即表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当年，570万考生走进了关闭10年的考场
从“文革”开始到1976年，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10年，国家出现严重的人才断档，各方面人士对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教育部收到的“人民来信”像雪片一样多。一些老同志也给邓小平写信，认为恢复高考迫在眉睫。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认真听取代表们反映的对教育科技现状的忧虑和意见。当清华大学党委负责同志谈到清华的教学质量很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入学后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时，邓小平尖锐地说：那应该叫“清华小学”“清华中学”。中国科学院系统和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一批老教授和老专家情绪激动地希望国务院下决心改革当时的高校招生制度，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说：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当即表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然后他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在座的教育家、科学家对邓小平的话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关闭10年之久的考场。仅北京市就有15.89万人报考。当年全国高校就录取了27.3万新生。邓小平还亲自对高考招生繁琐的政审条件作了大段删改，明确指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果断领导和精心设计下，短短两三年，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就百废更新，出现了蓬勃的发展景象。
1986年3月3日，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给邓小平写信，提出应尽快制定发展我国高科技的计划。邓小平看到信后两天之内就作了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著名的“863”计划由此诞生
着眼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邓小平总是关注着世界科技的发展趋势。他特别强调：“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
邓小平的心与科学家的心是相通的。1986年3月3日，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给邓小平写信，提出为了抢占世界高科技的制高点，应尽快制定发展我国高科技的计划。邓小平看到这封信后，以他的远见卓识和对科学技术规律的深刻认识，在两天之内就作了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正是由于这个批示，才催生了“863”计划。
我国的科学家很早就从事粒子物理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他们只能在外国的高能加速器上进行实验研究。科学家们一直梦想中国能有自己的高能加速器。他们提出了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邓小平了解情况后当即在中国科学院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1988年10月，实验室建成后，邓小平又去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全部设施。他和建设者们一起欢庆胜利的时候侃侃而谈：“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倪迅 （据2001年《光明日报》）
来源：广安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