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中指出：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中央决定下达后，福建省领导先后比较，把厦门经济特区选在厦门的湖里。因为湖里在岛内，离市区近，可以依托老市区和原有的基础设施，而且湖里多为坡地，占良田少。1980年，省委经过讨论，最后决定选择厦门的湖里搞经济特区并上报中央。中央在10月正式批准：在厦门市的湖里划出2.5平方公里为经济特区。
当时的厦门市全市1980年工业总产值只有9亿多元，整个外贸出口额不过1.4亿美元，财政收入才1.8亿人民币。而要搞经济特区，首先就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完善“硬件”方面，我们抓了四条：
第一条是抓湖里的“五通一平”（即通水、通电、通讯、通邮、通车和平整土地）。1980年10月15日，位于湖里的厦门经济特区正式破土动工。
第二条就是搞机场建设。早在1980年，那时厦门市还没有机场，到厦门来的客人只能坐火车。当时也只有一条鹰厦铁路通往厦门，交通很不方便。所以，厦门要对外开放，首先一定要把机场建起来。小平同志办经济特区的指示精神，指引、激励我们争取方方面面的支持配合，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为厦门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第三条是抓港口的建设。经过努力，东渡港建设形成了规模。
第四条抓了对外通讯。我们引进了万门程控电话，使往日闭塞的海岛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沟通世界各地的现代城市。
在机构设置等方面，省市还特事特办，出台了相关的一系列措施。如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厦门成立了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这是在省政府领导下，与市委、市政府平行的行政管理机构。第一届主任是郭超同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后来是王一士同志，再后来把邹尔均同志调来当主任，当时担任分管文教工作副市长的我也从市政府调来当第一副主任。
由于我们在起步阶段就重视软硬件的建设，加上积极自筹资金、贷款，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厦门就创造出一个良好的能吸引大量外商投资的环境。
万事开头难。当时在进行经济特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困难重重，而且精神压力很大。在小平同志开创性地提出搞经济特区之前，我们国家几十年一直在搞计划经济。因此经济特区提出后，有的人一下子接受不了，各种各样的怀疑、猜测、担心，甚至反对的意见纷纷迎面而来。比如经济特区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的人说“经济特区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有人以《租界的由来》为题目发表文章指责说：“你们这是在搞旧上海的租界。”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特区究竟还有没有前途、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我们的国门到底是继续开放、还是马上关闭？中国是不是还要退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当时，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思考这个重大而又需要正确回答的问题。也就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1984年初，迎着料峭的春寒，深思熟虑的小平同志开始了著名的南方之行。
小平同志1984年1月22日，首先到了深圳，然后到了珠海，2月7日到了厦门。在第一站深圳，他听了汇报，看了深圳的情况，后来给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个题词有很强的针对性。1月29日小平同志在珠海时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回到广州后，小平同志于2月7日坐火车到达厦门（当时厦门机场还未建好），陪同的中央领导是王震同志，还有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省长胡平同志，厦门市领导有陆自奋同志、邹尔均同志。我当时在经济特区管委会恭候他老人家。
小平同志到厦门后，不顾旅途疲惫，先后乘船从鹭江观看厦门风貌，视察了东渡港码头、高崎国际机场、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和驻厦部队，还会见了我市各界知名人士。2月9日那一天，小平同志专程来到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大楼，在二楼的会议室里听取了关于厦门经济特区的情况汇报。有幸成为见证人之一的我，对当时的情景、特别是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记得我们事先把准备好打算请小平同志题词的桌子放在靠窗的位置上，采光很好，上面摆放着文房四宝。当小平同志在各级领导同志陪同下进来时，大家都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和致敬。首先由市长邹尔均同志站在小平同志前面汇报（邹尔均同志和我分别坐在小平同志的左右边）。在谈到厦门的基本条件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时，我们向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建议：第一是反映厦门经济特区仅有2.5平方公里，太小，建议是否把它扩大到全岛；第二是建议厦门建自由港，即让人、货物和货币进出自由。小平同志专注地听着，脸上浮现出思考的表情，但没有马上表态。汇报结束以后，请小平同志给我们题词。小平同志面带笑容地点点头就站了起来，我们赶忙也站起来，陪着小平同志来到题词桌前边。我就站在小平同志左侧，邹尔均同志便站在小平同志右边陪着。由于右边较为开阔，厦门日报摄影记者李开聪也就站在邹尔均同志旁边。只见小平同志握笔沉思片刻，便俯身泼墨挥毫：“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1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跃然纸上。在大家的一片热烈掌声中，随着李开聪手中照相机的“咔嚓”声，刚题好词手中的毛笔还未放下、神采奕奕的小平同志站在还散发着墨汁芳香的题词前，周围簇拥着脸上挂满幸福微笑的各级领导同志的这一经典画面，此时就定格了。
当时我们所有在现场的同志看到小平同志题词的内容后，心情都十分激动。因为这一题词不是单单对厦门经济特区，还是对全国所有的经济特区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指明了发展方向，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和意义。联想小平同志此行的三次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些题词回答了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党内外一些人对经济特区的指责和非议，同时使我们的腰板坚硬了、信心更坚定了。什么姓“社”姓“资”，什么《租界的由来》，只要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要广大人民群众高兴、满意、赞成，这就是正确的，就要勇敢、坚定地向前闯，而且还要“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果然，小平同志离开厦门不久，在1984年2月下旬，国务院特区办专门派人来向我们传达有关小平同志的最新重要指示。那是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后，在中央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他明确地说：我们搞对外开放、搞经济特区，不是要收，而是要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厦门经济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搞成特区，施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我们听了以后无不激动万分、欢呼雀跃：我们当时向小平同志提的两条建议，中央和小平同志都同意了。好事成双。过不久，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了文件，明确提出：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提出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施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小平同志来厦门经济特区视察后的不久，对外正式公布后，在党内外、国内外都产生了十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从此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记得小平同志来厦门经济特区视察之前，我们引进的项目大概只有二十几个；而1984年2月小平同志来厦以后，外资便大量涌入，当年签订的项目一下子就达到100多个，而且还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喜人势头。它使厦门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吸引外商源源不断地前来投资兴业，从而带动经济特区不断繁荣发展。
（江平）
（据《人民政协报》）
来源：广安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