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推动和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面临着国际上对中国这样那样的议论。种种议论，或指向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方向，或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步骤，或涉及中国实施的一些具体政策，有质疑和责难，有猜测和期许。怎样面对和回答这些国际舆论，邓小平的做法留给人们颇多经验和启示。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问题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跨越，而是一个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历史过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持续、稳定，国际上一开始就出现怀疑和担心，且伴随改革的进程不绝于耳。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瑞士客人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政策的连续性问题”。1983年3月会见美国客人时又指出：“国际上相当长一个时期的议论，就是中国政策的连续性可靠不可靠？”1987年4月会见香港客人，邓小平进一步归纳说，改革政策的“变不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
针对这样的国际舆论氛围，邓小平首先在公开场合尤其在会见外宾时反复阐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基本立场不会变。例如，1983年会见美国客人时说，“中国政策连续性的问题早已解决，1978年底我们党的三中全会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1984年会见港澳客人时表示，“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1985年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强调，“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1987年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8年了，既然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改变”？
仅仅是公开表态“不会变”，仍不足以消除或减少国际上在这方面的怀疑和担心，还要有相应的策略和政策。如，为了巩固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邓小平说：“要制定同国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资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了，国际上也可以放心一点。”针对国际上将改革归功于邓小平个人而怀疑一旦他不在“政策就会变”的情况，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多次表示：“改不改变不决定于我这个人在不在，而取决于事情办得对不对。”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但他总是对外强调：“并不单是我个人的作用，实际上是我们集体的作用。我只是出了点主意。”“中国的政策并不是我一个人提出的，中国的现行政策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广泛支持，得到广大干部的支持……国际上对我讲得太多，不符合实际。”不仅在外交场合，邓小平在党内讲话中也如此强调。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无论对党内外还是国内外，邓小平都表现出襟怀坦荡、虚怀若谷的领袖气度。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骤、成效和政策
改革被邓小平称为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其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而复杂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任何一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调整，都不是简单的单向度的线性过程。国际上却往往根据一些具体做法或表象，对中国政策作出各种猜测和判断。对此，邓小平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处理方法，正确的予以肯定、认可；不符合客观情况的，则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一些人根据我国在某一段时间内改革节奏的紧与松，便发出中国是坚持还是放弃改革的议论。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不可逆转”，邓小平表示“这种见解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实际”。有人则妄言中国政策“会变”“要变”甚至已经“变了”，“后退了”，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这种看法“没有根据”，“不妥当”，“是误解”，“乱猜疑”。早在改革初期的1981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批评过这种主观臆断式舆论：“世界上有好多议论都是一种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猜测。”再如，对认为中共领导层存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议论，邓小平在1987、1988年连续两次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都明确指出：“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中国没有保守派，特别是在我们领导层中，要改革是一致的。”针对很多人将他看作“改革派”，邓小平坦言：“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时，经过近1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国际上出现不少肯定和称赞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声音。比如，苏联学者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联名撰文说：“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在几年内就使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彻底改变了面貌，并且展示出完全可以实现的前景。”面对这类关于中国发展与未来的正面评论，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冷静、谦逊谨慎的态度，而且总是未雨绸缪，饱含深刻的忧患意识。1988年他在会见外宾时说：十年改革“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现在我们正在上第二个台阶……上第二个台阶遇到的问题比上第一个台阶所遇到的问题还复杂……上第三个台阶需要花50年，那时遇到的问题将更多。国际上对我们的发展情况估计得比我们更乐观一些，但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
针对一些恶意的攻击性议论，邓小平则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态度和立场。比如，有人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人道，邓小平在1985年11月11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指出：“美国有些人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议论很愚蠢，这些人随便对别国指手画脚，引起别国的反感，对美国也不利。他们的中心目的是破坏中美关系，不顾大局，不以美国的利益为重。”1988年5月会见美国客人时，再次毫不客气地说：“美国有些国会议员不懂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说什么人道不人道。什么是人道主义？如果中国到了那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至少对中国人民不人道。”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非议者的叵测居心，表明了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严正态度和立场。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
国外和海外有些人出于自己的政治用意总是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就是搞资本主义，终将“全盘西化”。对此，邓小平的做法是，针对具体政策，从理论上予以解释、澄清。如改革初期推行“包产到户”、恢复个体经济等，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客人时解释说：包产到户“没有违背集体所有的原则，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不是搞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建国后一直存在，外国有人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是不正确的”。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说过，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不二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如邓小平所言，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社会主义”这个名字，“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俄罗斯历史学家鲍里斯·戈尔巴乔夫撰文说：“邓小平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一笔勾销，而是努力利用建国以来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之有利于新的政策。”哥伦比亚《时代报》1997年2月23日的一篇文章这样评价：邓小平“将作为不放弃共产主义的前提而使他的国家进入一个发展时期的人物载入史册”。
国际上还有人议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学习美国，邓小平1987年6月29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坦率指出：“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这点我相信我们比外国朋友了解得多一些。”平和中表示强硬，坦诚中包含批评，邓小平绵里藏针、柔中带刚的外交风格可谓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还有一些人对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三道四，攻击中国政府为“稳定”而牺牲所谓“自由、民主”等。对此，邓小平毫不动摇，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他曾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对此，法国记者、作家帕特里·萨巴蒂埃撰文评论说：“邓小平在他坚信不能丝毫退让的那些问题上不放弃原则。西方一直在施加压力，试图使中国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邓小平顶住了这种压力，毫不动摇。”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吸取世界现代文明成果而又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始终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舆论评论中国的一个焦点。邓小平的做法给我们的启示，可以用他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所说的两句话来概括。一句是：“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另一句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摘自《党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