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联银券”、法币、名目繁多的土杂钞，充斥晋冀鲁豫根据地市场，给边区民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扰乱了当地的货币金融秩序，造成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因此，统一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金融秩序，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秩序，便成为摆在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
为了统一全区货币，稳定边区金融秩序，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组建自己的金融机构——冀南银行，发行根据地本位币——冀钞。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正式成立，并开始发行冀钞。冀南银行成立伊始，即以冀钞作为本位币，同时开始回收各种土杂钞，排挤和肃清伪币。对于冀南银行的建立和冀钞发行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1939年发行了冀南钞票，加强了经济斗争力量，军需才有了保障。”1940年8月1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正式成立。在随后颁布的《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施政纲领》中对货币金融作了明确规定：“厉行通货一元化，保护法币，确定冀南银行钞票为本区本文币，打击伪币，绝对禁止地位票币通行，禁止白银出口资敌。”施政纲领的颁布，加快了冀南钞票作为晋冀鲁豫根据地本位币的进程，并为扶植根据地生产、发展贸易、繁荣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日伪为了达到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侵略目的，通过发行伪币、制造假币、走私、直接掠夺等非法手段，掠夺物资，扰乱根据地货币金融市场。同时，国民党也对冀钞采取不信任和打击的态度，造成了冀钞发行和统一货币金融市场的困难。对于困难，邓小平有着清醒认识 ：“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为了扭转这一劣势，邓小平指出：“我们不断地对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以及适时地利用物资，给了伪钞以相当的打击。但是不能因此对伪钞作出过低的估计，过分地估计了它的动摇程度，而作出冒险的或失当的处置。”
经过努力，根据地基本肃清了金融市场的土杂钞，建立了独立统一的本位币市场，从而“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冀钞的声誉也与日俱增，逐渐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与认可，冀钞的币值也不断上涨。到1945年8月，冀钞与伪联银券的比值已由1940年的1：1.2上升到1：15。
为了增强根据地民众对冀钞本位币信用的认可，增强对敌经济斗争的实力，1943年初，冀南银行太行区行开始办理储蓄汇兑存款等业务。这一业务的开办，方便了边区民众，同时也为边区金融业务功能的健全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切合实际，这一业务在边区迅速扩大，边区党、政府、团体、个人都积极踊跃参加储蓄。同时，冀南银行在抗日战争中，共发放农、工、商业贷款20亿元，而且每年都有所增加。其中农业贷款44965万元，占22.22％；商业贷款63524万元，占31.38％；工业贷款69579万元，占34.37％；救济贷款481万元，占0.24％；水利贷款1159万元，占0.57％；合作贷款447万元，占0.22％；其他贷款22285万元，占11％。
根据地的信贷工作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加了财政收入，减少了财政开支，稳定了物价，保持了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为根据地积蓄了财力。
总而言之，邓小平对经济建设规律的清醒认识与正确把握，对错误思想和做法鞭辟入里的批判，以及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分析，都显示出了他高瞻远瞩的视野、求真务实的作风、为党为民的人格风范。抗战时期邓小平经济建设思想的形成，为他后来思考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基础，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摘自《党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