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小康社会思想的发轫。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初衷是：反对急躁冒进，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目标；反对照搬西方经验，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进行理论提升，将其反对急躁冒进、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目标的内涵发展为小康社会思想，将其反对照搬西方经验、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内涵发展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为党的十二大致开幕词，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反对照搬西方、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内涵进一步提炼升华，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的开幕词并不长，但对历史经验作了深刻总结，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理论工作务虚会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对西方经验由“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的态度，上升到“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的结论，实现了在发展道路上由“中国式的现代化”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跨越。
党的十二大后，因为“中国式的现代化”蕴含的两个内涵已经分别提升为小康社会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肩负的两个目的和使命也随之由二者承担，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提得越来越少。但邓小平在会见参加1983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针对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在回答专家们提出的现代化问题时再次明确表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在这里，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列，实际上是对中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反复强调，是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有关道路方向内涵的再次重申。
有研究者指出：“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实质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同并不恰当。但研究者这种表述中所反映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的一致性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确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发轫。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成熟，“中国式的现代化”逐渐淡出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这是一个理论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
“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作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小康社会思想的发轫，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也不容忽视。
“中国式的现代化”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盲目冒进问题。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盲目冒进问题。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盲目冒进得不到根治，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冒进思想就有可能抬头，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目标定得太高。高指标容易导致浮夸风，高目标容易导致盲目冒进。邓小平从降低目标入手来解决盲目冒进问题，是抓到了问题的根子。
“中国式的现代化”在“鼓劲”与“求实”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中国式的现代化”对于平息党内国内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意见纷争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它并没有“泼冷水”和“泄气”，长期大力宣传的20世纪末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没有改变，对广大干部群众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能调动全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它又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了目标，避免过高目标导致在经济建设中犯急躁冒进的错误，艺术地解决了“鼓劲”与“求实”的两难困境。
“中国式的现代化”促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从政治上、理论上给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试点“松了绑”。“中国式的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东欧式的，也不是西欧式的，或者美日式的，但同时也意味着东欧、西欧、美日甚至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都可以学习借鉴，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变成“中国式”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79年到1981年成为中国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对国际经验的学习借鉴，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因此，到党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水到渠成。（摘自《北京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