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不但在经济上同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在科技上的差距同样不容乐观。科技水平低、科技人才匮乏成为制约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障碍。为尽快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邓小平主张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为此，他特别关注奋斗在世界科技各个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数十万华侨华人科技人才。他认为，与海外华侨华人加强交流，是中国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吸收外国先进科技经验和成果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渠道。同时，海外华人科学家的知识和经验也是振兴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独特而宝贵的财富，而“华侨和华人都是一片爱国心。美国有很多华人科学家，但心是在中国的，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以，邓小平把加强同华裔专家的交流沟通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来抓，提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
从1979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华侨华人学者、专家和其他人才来华工作，主要是讲学、进行学术和技术交流。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还不够解放，思路没有打开。针对这种情况，1983年7月8日，邓小平约见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及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等谈话，明确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根据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构想，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9月7日，中央即成立了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
邓小平把引进国外智力特别是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科技人才作为中国发展高科技的重要环节。为此，他特别重视华人中的杰出科学家，如李政道、杨振宁等，感叹“多几个这样的人才就好了”。仅从1977年8月至年底，也就是邓小平刚刚复出的这段时间里，他会见海外华人就达10次之多。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整个80年代，邓小平频频约见有影响的海外华侨华人和著名的华人科学家（邓小平接触比较多的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等），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过问有关具体问题，并作出决策。
美籍华人教授陈省身曾任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所长，为了使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在国际上取得应有的地位，早日成为数学强国，他于1985年回国创办了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决心在中国本土建立起自主培养高级数学人才的基地。研究所很快造就了一大批活跃在海内外的高水平的中青年科学家，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数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心。邓小平多次会见这位为提升祖国数学研究水平作出突出贡献的海外华人教授，并于1986年11月3日的会见时指出：“你立足国内培养人才，这个方法好。用这个方法可以培养更多的人。”
有着世界眼光的邓小平，深刻了解海外华人科学家在世界科技领域的地位。因此，他非常重视听取海外华人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从他们那里了解国际科技新动态及看法，鼓励他们建言献策，这对邓小平了解国际科技新动态，形成科技发展指导方针和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一重要思想就是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提出的。
李政道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但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几经论证，悬而未决。1984年5月21日，他见到邓小平，再次建议要尽快确定这项工程的建设，邓小平听后当机立断：“要解决具体问题，不要拖，拖是最大的官僚主义，财政拨款找万里。”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正式开工，邓小平出席了奠基典礼。1988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这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性成就，对推动中国高科技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争取几万名在国外的优秀留学生回国工作，并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李政道曾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中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1984年5月21日，李政道又向邓小平提出了这个建议。在询问关于国外对于博士后培养的情况后，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十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动站，要成为制度。”1985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试行博士后制度的报告，决定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博士后制度对培养高端人才、推动科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李政道教授还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提出过许多建议，邓小平都非常重视并一一表态或作出批示。
为祖国科技发展献计献策的海外华人科学家还有很多，邓小平对他们同样给予重视。1977年10月10日，在听到美籍华人、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教授参观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广播器材厂后，认为这些机构水平高但面窄时，邓小平指出：“这个意见很好！我们要采取具体措施，创造条件，抓住了问题就解决。”1983年12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杨振宁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立软件小组，邓小平说：“这个意见很好。要看得远一点，要不然来不及。科技大学要作为重点支持。”美籍华人吴健雄教授提出，中国解决农业问题要搞生物工程，投资少，见效快。这个建议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在讲到农业情况时，他特别提到了吴健雄的这个建议，明确指出，到2000年粮食要达到9600亿斤，要靠生物工程。
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许多海外华人科学家不仅为中国的科技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还经常回国讲学、指导和参与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这对于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同世界的差距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