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质的变化，高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突破，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全新的政治经济格局。邓小平密切关注着高科技的发展动向和趋势，深刻认识到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军事实力的巨大作用，提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论断，作出一系列推动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
邓小平一直非常赞成和支持开展高能物理的研究。1975年3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七五三工程）。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报告，并转送周恩来批示。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在病床上审阅并批准了这个报告。
为了发展我国的高能物理，几十年来我国科学家梦寐以求地希望能建造自己的一台高能加速器，先后做过七八个方案，都因经费不落实而束之高阁。当时，很多人对中国搞高能物理研究感到不理解，认为中国经济处于落后状态，没有必要搞。后来，邓小平在回答一位外宾的提问时作了解释。
1977年9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阿达姆斯时，阿达姆斯向邓小平提问：“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开展高能物理研究，搞高能加速器？这是很花钱的。”邓小平富有远见地说：“建造加速器是很花钱的，又很费时间。但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既然要搞四个现代化，就得看高一点，看远一点，不能只看到眼前。”他强调不搞是不行的。
1975年，刚刚起步的加速器工程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未能付诸实施。粉碎“四人帮”后，经历了6次下马的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1977年10月26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的请示报告》，提出建设高能加速器的两步走方案：第一步于1982年建成30GeV的慢脉冲质子环形加速器，第二步于1987建成400GeV的质子环形加速器。这一方案后来又加上第三步，即到20世纪末，建成世界上第一流的高能加速器，出第一流的实验和理论人才成果。这个第一步耗资3亿元、第二步耗资7亿元的方案被命名为“八七工程”。
1977年11月4日，邓小平同意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试验中心的请示报告》，并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这样，就决策在北京昌平建造一台400亿电子伏质子加速器。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根据中美建交协议，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次访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建立牢固的中美科技合作关系，访问中，邓小平和卡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同时还签署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这也是中美两国间第一个学科领域的合作协议，它的签订为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为我国在高能加速器的研究和建造过程中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有关部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决定停建“八七工程”。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经历20多年，几次反复，此时又遇到了新的挫折。
面对这种情况，39位中国高能物理学家于1980年5月22日联名上书中央领导人，恳求高能物理实验中心工程不要下马。对此，邓小平批示：“此事影响太大，不宜下马。”但科学家和中央高层中仍有不同看法。邓小平谨慎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1981年1月，他指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召集一个专家会进行论证。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同时广泛征求国内外同行专家的意见。在综合了各方面意见后，大体认为，应该保留剩余的预制研究经费进行规模较小的高能物理研究。
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非常热心帮助中国发展高能物理事业，在“八七工程”预制研究经费余额9000万元的范围内，他和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的专家提出一个建造2×2亿电子伏特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调整方案，这种正负电子对撞机规模虽不算大，技术要求却与巨型高能加速器相仿，涵盖的技术很全面，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建造这样一台电子对撞机是我国经济条件所允许的。建成后不仅可以使我国的高能物理研究进入世界高能研究的前沿，而且还可以大大促进我国相关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的提高。
1981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副院长钱三强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报告，请求批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尽管当时仍有不同意见，但邓小平果断决策，同日作出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3天后，在会见李政道教授之前，邓小平再次指示万里、姚依林和中国科学院领导：“要坚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在谈到工程经费和进度时，邓小平说：“按5年为期，经费要放宽一些，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这个益处是很大的。”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与支持下，特别是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对撞机工程计划任务书，同年12月中央决定将对撞机工程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邓小平点将，成立以谷羽任组长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整个决策过程不仅体现了邓小平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家的民主作风，也体现了他对战略问题的果断决策，正是这一决策，结束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
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正式破土动工。邓小平来到高能物理研究所参加奠基典礼。这天上午，邓小平一下汽车就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整个工程的模型，边看边听取工程经理、高能所副所长谢家麟讲解对撞机的性能和用途。谢家麟说，在工程的论证过程中，李政道教授付出了艰巨的劳动。邓小平当即对陪同的李政道表示感谢。李政道激动地说：“应该谢谢邓主任的关心和支持。”然后，邓小平同大家一同来到对撞机工地奠基石旁，拿起铁锹，为奠基石培上了第一锹土，并对周围的人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从而揭开了我国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建设的序幕。
邓小平始终十分关心工程的进展情况。工程的每一期情况简报他都仔细阅读，并多次听取了有关工程的汇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拍板，作出一系列十分重要而又具体的指示，确保了工程优质、高效、顺利进行。邓小平的关怀与支持，极大地鼓舞了高能所和全国上百个单位的近万名工程建设者，他们通力合作，艰苦奋战，终于在1988年10月16日首次实现了正负电子的对撞，提前建成了这一在世界上具有领先水平的高科技工程。中国的高能加速器从无到有，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建造成功，这一建设速度在国际加速器建造史上也是罕见的。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又一次来到高能物理研究所，祝贺这一重大成就。邓小平听取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教授的汇报，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亲切接见了参加工程建设的代表，并即席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讲话。他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还满怀期望地对科学家们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有李政道和其他国际朋友的帮助，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最后，他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提出了殷切希望：“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从项目决策到人事安排、对外合作、组织实施、工程管理等都是在邓小平直接关怀下进行的。正如李政道教授所说：“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为中国拥有高科技的重要象征。它的建造成功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摘自《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