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我国国民经济。会上，华国锋提议李先念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一讲经济工作中的思想问题，还表示：“关于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小平同志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记录整理好后，也要印发工作会议，供大家讨论。”
可见，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是涉及“思想理论”多方面内容的重要讲话。但对这个讲话，学术界往往只关注到政治层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述和影响，对其经济理论和发展道路的重要论述则有所忽略。正是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了新的诠释。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但是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必须看到中国的两个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注意中国的这些特点，“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认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引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阐释“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他赋予“中国式的现代化”双重内涵和两个目的：一是强调中国进行现代化要立足国情，不能急躁冒进；二是针对思想理论界出现的强调西方经验过头的错误倾向，明确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将“中国式的现代化”提升到道路和方向的高度。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源流，从历史传承发展的长远视角来看，可以追溯到1956年八大前后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改革开放后的实践看，党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溯源到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阐述。
从理论工作务虚会一直到1982年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坚持用“中国式的现代化”反对急躁冒进和迷信西方经验两种错误倾向，强调改革是稳健的、渐进的，改革道路是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的。对内，他反复用“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强调要立足国情、不要急躁冒进；对外，他屡屡用“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解释中国为什么要调整经济，为什么要走自己的道路。
对中共中央作出的调整经济的决策，党内和党外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当时在发展经济问题上有两种声音：一种主张，像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那样，应该拿出几年时间休养生息，调整国民经济内部关系。另一种认为，“四人帮”压在头上的盖子（“唯生产力论”）已经揭开，有条件大干快上，苦战几年，夺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丧失了的10年时间。后一种声音一度影响很大。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也遭到质疑，“有不少同志问，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不是要降低现代化的标准，来个‘瓜菜代’呢”？为了统一思想，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阐释国外快速发展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不能照搬，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要坚持“中国式的现代化”。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重点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针对一些人认为降低发展目标和增长指标会给现代化建设“泼冷水”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
1980年元旦，在出席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时，邓小平倡导要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只有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展望和部署20世纪80年代的工作，提出80年代要做三件大事，强调“核心是现代化建设”。他指出：“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反对盲目冒进在理论上的合适解释，对于强调快速发展的人来说，道理上讲得通，情感上能接受，起到了不错的说服作用。
中国制定经济调整政策后，一方面缩减原先签订的引进22项成套设备的规模，另一方面在新的引进政策上更加谨慎。这对把中国作为技术、资本等输出的主要市场和新的希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西方世界议论纷纷，“有一些人对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仍持某种怀疑态度。其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可能并非所有的人都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些政策；二是从前宣布的一些重点项目的取消或延期，反映和表明了政策重点的变动”。为此，邓小平在会见美、日、西欧国家领导人和企业界人士时，反复用“中国式的现代化”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以消解他们的疑虑。
1979年4月1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全美华人协会副会长何炳棣时指出：“当前我们调整经济计划，主要是想把我国经济发展搞得稳一点、快一点。我们要搞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5月31日，在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一行时指出：“战后日本很快就发达起来了，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别人的经验照搬也不行，中国有中国的条件，日本有日本的条件。”“我们不但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充分利用各国的好经验，并且要把这种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对经济调整政策作出解释，对消除国际社会的误会产生了积极作用。（摘自《北京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