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改革开放”一词。1987年至1993年间，“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共识和国家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赋予“改革”“开放”以新意
“改革”“开放”都是旧词，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经用过。但将这两个词赋予我们今天所指的特定意思，邓小平发挥了关键作用。
邓小平复出后，在多个场合使用“改革”一词。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8年，他在不同场合17次明确谈到“改革”，内容涉及多个领域。比如，7月初，提出机构改革不能搞修修补补；9月17日，提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10月11日，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11月16日约见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要“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革不适应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指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改革进行了系统阐述和动员，赋予了“改革”以新意。
“开放”一词早已有之，但作为党在新时期的一项对外政策，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正如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所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谈到了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从1979年至1980年，邓小平至少有12次提到这个词。比如，1979年3月19日，他指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要坚持下去的，我们将会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要继续贯彻下去。”5月16日，他进一步指出：“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除了吸收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外，还要学习国际上的管理经验。”1980年1月7日，他又指出：“开放政策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也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中国人民是赞成的。”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对“开放”的含义作了进一步阐述：“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而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经过邓小平的不断阐述，“开放”一词的含义已经得到了升华，具有我们今天所指的特定含义。
首次提出“改革开放”一词
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连在一起，明确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革开放”的字样。《人民日报》上首次出现“改革开放”一词，是在1984年9月13日刊发的一篇报道《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中。从1984年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谈到改革和开放问题时，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改革”和“开放”两词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词即“改革开放”来使用。比如，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1987年2月6日，他指出：“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
1987年至1993年期间，“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共识和国家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一词的过程，有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既不轰轰烈烈，也不强加于人，而是不断铺垫，逐步深化，给出充分的时间让全党思考、熟悉和理解，最后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可，整个过程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这从一个小的侧面展示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