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专程来请示汇报的长沙工程学院（前身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通称“哈军工”）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他强调的要点就是“军队现在主要靠学校训练干部”。1个月以后，他又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突出强调“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可见，军队院校建设和军事训练在他的心目当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1977年7月，正是全党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历史过程中。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一度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调，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继承人类的知识。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他告诉大家，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外国人还不是学去用了，并且发展了。然而，我国60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70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因此，缩短差距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
也就是在这年7月23日听取长沙工程学院负责人请示汇报以后，邓小平说：“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鼓励道：现在到20世纪末只有23年了，“你们要大胆干，绝对不会打你们的棍子”。
其实，恢复高考制度，“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设想，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1975年中就开始考虑了，他想从军队首先做起。在回顾自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下领导的1975年1月开始的全面整顿时，邓小平对学院负责人坦言相告：当时，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当发展”。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关于学习的内容他也考虑了：学生的学习“基础是数、理、化、外语，从小就可以学ABC。从小学到高中多搞点劳动”，大学要对口劳动。你们要到基地去，当然也要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教师的教学内容是：“你们要搞电化教学，也可以用幻灯、录音。好教员讲课录音下来，其他教员辅导。”当然，搞电视教学现在还没有条件。至于教学时间的比例分配，他提出，“技术院校要三七开”，三分时间用于政治，七分时间用于业务；“军事院校，要七分军事三分政治”；“政治院校，要六分政治四分军事”。要注意培养学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与此同时，学校还要搞科研，因为教学和科研是分不开的。“只有把科研搞好，才能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由上述邓小平的谈话可见，关于军队院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内容、方法、科研等问题，他都有长期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4个月之后包括军队院校在内的全国高校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在他的果断拍板下实施了。
正当邓小平领导部队军事院校建设不断提速的历史进程中，却遇到了怎样看待曾经干扰军队院校建设和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历史上“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困扰。
原来，1958年春夏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加强院校工作的决定》指出，在全军院校和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会议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的名，认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会议揪出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强迫正在南京住院治病的刘伯承进京作检讨。会议之后，全军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全军开展了“反教条主义”运动，错误夸大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过程中某些失误，在我军借鉴外军即苏联军队经验问题上发生的认识上的偏差。结果，不仅反掉了教育训练在军队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而且成为建军新阶段指导思想出现左的偏向的起点，为1964年军队院校整风、1965年批判军队“大比武”、1966年全军指挥院校大规模焚烧教材图书等一系列偏差作了铺垫，对军队建设直接造成了严重消极影响。1980年秋，当全军向现代化、正规化转变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等开始否定“反教条主义”，为军队院校建设扫除了障碍。
1973年8月，邓小平在一份申诉信上明确批示：“反教条主义”是一件历史公案，拖了多年，当年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同志，要求做出正确结论，是合理的。1978年11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撤销了对萧克、李达等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错误结论。
1980年1月，中央军委调整了总参谋部领导班子，杨得志任总参谋长，杨勇、张震等任副总参谋长。新一届总参谋部领导班子组成不久，总参党委决定以教育训练为中心，集中精力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召开“801”会议，研究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二是召开中断16年的全军院校会议，即第十一次院校会议，调整有关事项，使院校的教育训练正规起来；三是召开全军军训会议，研究部署部队的训练工作。4月，三总部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开好3个会议的请示报告。特别建议：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14年来院校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总参有关首长通过视察北京以外地区院校，在京召开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领导同志汇报会，了解和听取各方面对开好院校会议的意见和建议。大家普遍反映，担心再来一次“反教条主义”，或者批判“大比武”，被戴上教条主义、“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他们强烈呼吁，第十一次院校会议只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14年的历史远远不够，应该全面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军队院校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要对“反教条主义”做出正确结论。
为此，总参党委首先查找当年的档案材料，力求把情况搞清搞准。军训部将档案材料报上来，总参首长一看都为难了，原来当年“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是当时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这个问题平反不请示他恐怕谁也不好讲。经再三斟酌，党委会委托杨得志、杨勇、张震当面向邓小平请示。
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国庆节前夕，邓小平在住所会见杨得志、杨勇、张震，听取关于召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有关情况的汇报。在杨得志汇报到他要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准备讲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但担心会反到邓小平的头上时，邓小平表示：“可以讲。”他说：“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他们专门询问了“反教条主义”问题，请示如何处理这件事。邓小平听后当即果断评价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他还回忆说：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但是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我曾对毛主席说，你不是说二野能打仗吗？没有司令员，哪有我这个政治委员，打仗主要靠司令员。其实，邓小平的这些话，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就讲过。当林彪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邓小平说，不对，我只是个政治委员，没有刘，哪有邓。杨得志等三位听了邓小平的话，如释重负，深为他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勇于拨乱反正的立场与胸襟所折服。
时至1986年，中共中央正式否定了那次批判，党中央在刘伯承的悼词中写道，“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中央一致的意见”。
邓小平一锤定音，为开好全军第十一次院校会议，解决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
1980年10月21日至11月7日，全军第十一次院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军115所院校的院（校）长、政委，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管教育训练的领导和职能部门的代表，共449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全面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军队院校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几个重大历史问题，其中包括“反教条主义”问题，澄清了是非，为院校恢复了名誉。
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赴华北检阅了军事演习。他在演习讲话中公开为军队正规化建设恢复了名誉。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久病辞世。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再次强调：“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经他审定，《悼伯承》一文被收入这部重要著作中。在他的指导下，第十一次院校会议以来，全军院校大步前进、大胆改革，各项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院校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使院校建设向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大大迈进了一步。
1985年12月，根据邓小平等指示，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合并，组建了全军综合性指挥院校——国防大学，实现了我军最高学府的重大改革。邓小平对国防大学十分关心，他题写了校名、研究生院院名，审定了国防大学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的组成，批准了对学校建设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139号文件。
（摘自《党史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