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或是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有着大海般的恩情。这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以及真正视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精英。
最关心的是知识和人才
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面貌日新月异。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谁掌握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赢得了竞争的主动权。
邓小平把毕生的心血与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孜孜以求的是“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高瞻远瞩，深感知识和人才的重要。他认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他强调：“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出于对知识和人才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宣称：“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他把“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看成“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他提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
1977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他强调：“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革故鼎新的提法，为改革开放后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定下了基调。
邓小平复出后以主要精力着重抓了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他坚决推翻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为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扫清了道路。1977年8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科学和教育工作的成绩，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显然，这个结论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根本对立。讲话中，他还说“四人帮”炮制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其实“老九”并不坏，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他再次引用毛泽东同志“老九不能走”之说，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这个大胆的讲话被称为科技和教育战线拨乱反正以及恢复知识分子名誉的宣言书。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再一次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在之后的两三年中，随着各条战线特别是教育、科技战线拨乱反正工作的完成，知识分子的名誉得到了彻底恢复。
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
上个世纪7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上个世纪80年代，他又指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鉴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国家财政还比较拮据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提出了突出重点、循序渐进而又注重实效的解决办法。
教育界、科技界以及高级知识分子是邓小平关注的重点。他复出工作后自告奋勇分管教育和科技，多次表示甘当“后勤部长”。他说：“现在国家还有困难，有些实际问题一下子还解决不了。我个人认为，科研、教育经费应该增加。”“要在困难条件下，尽力把工作做好。原来条件比较好的，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尽快把工作搞上去；原来条件比较差的，要逐步改善。那些必须解决而且也能够解决的困难，要抓紧解决。”
历史上欠债较多，现实财力又有限，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解决起来有一个过程，这可以理解。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感到有出路、有希望、有信心。邓小平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实事求是，态度坚决，他强调：“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
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队伍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邓小平高度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出：“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
邓小平认为，首先要用好已有的知识分子。他提出要有一套办法，把“文化大革命”前大专院校毕业的和自学成才达到同等水平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用起来，并说“用好这些人，是很顶事的”。他阐述道：“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这样的管理形式不行。”他认为：“怎样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留学人员也是一块可用的人才存量。邓小平对此特别关心，恳切地指出：“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
邓小平提出要为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创造好的工作条件。他说：“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来。”鉴于“有些留学生，回来以后没有工作条件，也没有接纳他们的机构，有些学科我们还没有”的实际情况，他提出：“可以搞个综合的科研中心，设立若干专业，或者在现有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里增设一些专业，把这些人放在里面，攻一个方面，总会有些人作出重大贡献。”他对很多知识分子极其关注。例如，陈景润就是在邓小平的批示后，工作、生活条件才得到改善的。
邓小平希望各级党委在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方面切实负起责任来。他批评道：“我们的各级党委，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的人才。”
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
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大局出发，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严格要求和殷切期盼。
邓小平要求知识分子又红又专。他希望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政治方向。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为什么？因为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提出“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随后，毛泽东又论述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对立统一关系，总的要求是：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又红又专的说法，同时又作出了新的正确的理解。他突出强调了专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是红，从而使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要求从理论到政策更加完善。
为此，邓小平要求知识分子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为祖国多作贡献。他认为知识分子只有自尊、自重、争气，才能赢得社会上广泛的尊重。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谆谆告诫科技工作者：“你们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有成绩，就会使全国人民越加懂得知识的可贵，推动大家都来尊重知识，学习知识，掌握知识。人们正在通过你们的工作，来评价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评价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
不能苛求知识分子
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邓小平提出要善待知识分子，不能让他们“灰溜溜的”。他认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我们党的主要依靠力量。他说，对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即使有某些缺点，也要放手用”，“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他“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他认为对于知识分子中出身不好、历史上犯过错误或家庭、社会关系有些问题的人，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基本政治态度，看他们自己的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
毛泽东曾经称赞邓小平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应该说，这一评价在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摘自《探索与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