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长期实践中，养成了实事求是的政治品格、乐观主义的精神气质，也养成了简练平实的语言风格。《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一文，是邓小平1951年5月9日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综合报告的节录。这篇文稿，毛泽东极为赞赏。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向全国各地批转这个报告的电报中指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我的意见附注在报告各段里面，并供你们参考。”
“附注在报告各段里面”的意见，就是毛泽东在阅读邓小平这份报告时的6处批注。邓小平的报告共6段，1700多字，毛泽东作了6处批注，达400多字。毛泽东是文章大家，邓小平的这篇报告是如何打动他的？毛泽东又作了什么样的批注呢？我们依据文稿一一解析。
第一处，第三自然段，邓小平说：在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基础上，我们又在今年2月、3月、4月进行而且完成了第一期分配土地的工作。第一期土改范围为18个县又12个区和158个乡及重庆、万县、南充3个市郊区，共1351万余人口的地区。各地土改都是结合复查反霸退押，惩治不法地主，发动贫雇农，进一步改造农会领导和镇压反革命等内容进行的。毛泽东在此处批注：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仔细阅读邓小平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注，毛泽东在这里批的“所有这些”，是应该包括第二自然段的内容的。
邓小平在第二自然段介绍了西南的这个“淮海战役”实施的各阶段情况、成果以及民主人士下乡考察后的感受。
第二处，第五自然段，邓小平说：经验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封建势力不会低头，贫雇农不敢起来，退押、土改也不会这样顺利完成。毛泽东批注：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仔细阅读邓小平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注，毛泽东在这里批的“所有这些”，同样是应该包括邓小平报告第四自然段的内容的。邓小平在第四自然段总结了西南地区土改的经验和成果：土改必须在贫雇农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去进行，完成了土改的地方，农村基础更加强固。
第三处，第五自然段，邓小平说：关于镇反问题已作了几次报告，最近情形，周兴同志到京面陈。总的说来成绩很大，做得很对，但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运动愈到后期，愈是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领导机关愈要注意控制，这是我们及各省区党委应有的教训。上述两个运动的后期，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我们已告各地注意克服。毛泽东在“又在抬头”后面批注：“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
第四处，第六自然段，邓小平说：此外，（一）抗美援朝运动，4月份已普及到农村，签名者已达3300万余人，参加“五一”示威者2190余万人，还在继续开展中。（二）第一期扩兵9万只在川东（5万）、川北（4万）两区进行，反映很顺利，费力很小。（三）全区干部从5月起进入整风，总结前一段经验（包括镇反），准备第二期土改和布置今后镇反，方法仍是肯定成绩，发扬优点，纠正缺点，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毛泽东在此处批注：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两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风。
第五处，第六自然段，邓小平说：（四）注意春耕生产的领导。各地同志反映群众真正起来了，领导思想往往落于群众觉悟程度之后。许多同志总以为抗美援朝妨碍工作，是一个额外的负担，而群众一搞起来就有声有色，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意料。邓小平的报告引发了毛泽东的思考和联想。毛泽东在此处写了很长的一段批注：还有两件事是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就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
第六处，第六自然段，邓小平说：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今春雨水太多，秧苗腐烂很多，可能影响春耕。今年小春比去年差，各省都有一些地方发生严重的灾荒。我们担心各地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忽视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注意对这一方面的指导。毛泽东在此处批注：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
如今我们再反复研读这篇集中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智慧的珍贵文稿，从中仍然受到多方面的深刻启迪：
一是毛泽东、邓小平把握大局的战略眼光。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稳定大局是重中之重。从这篇文稿中，我们体会到他们善于把握全局，善于把握主动，善于抓住中心环节，善于解决关键问题的胆识和魄力。
二是邓小平对真实情况了如指掌，文字之凝练精当。一篇1700多字的报告，讲了第二次“淮海战役”，讲了土改，讲了扩军，讲了整风，讲了春耕生产，既有基本情况，又有中肯分析，又有重要判断，又有意见建议，简洁明快，朴实无华，没有高超的理论政策水平和文字驾驭能力，是写不出来的。
三是毛泽东善于把个别上升到一般、善于进行具体指导的高超领导艺术。毛泽东的6处批注，切中要害，明确切实，有对大局的关照，有对关键环节的把握，有对倾向性问题的分析，又有具体的措施要求，准确、鲜明、生动，使人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早在1950年，邓小平就曾经讲过：“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邓小平的精辟见解，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决不矫揉造作，决不装腔作势，决不哗众取宠，更没有半句空话套话。高屋建瓴而又深入浅出，道理深刻而又语言平实，旗帜鲜明而又要言不烦。邓小平喜欢查字典，在文字上追根溯源，他讲话、写文章用语总是十分准确；他喜欢看地图，总是能够恰当地把握所谈问题的历史和时代方位；他喜欢打桥牌，锻炼自己强健的脑力和敏捷的思维；他喜欢用数字说话，谈问题、作判断，有明确的数量界限；他喜欢独自冷静思考，因而他总能保持清晰的思路和深刻的见解。翻开《邓小平文选》，斩钉截铁的论断、痛快淋漓的表达、生动鲜活的语言，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时时给人一种势如破竹、荡气回肠的感觉。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以他的巨大智慧、崇高威望和伟大业绩，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赖。而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语言艺术，也继毛泽东之后，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政治语言，给后人留下无穷的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