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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思想解放，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解放，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决定的意义。后来者可以居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要用和平的形式，用发展速度来比垮帝国主义。
地位与角色决定人的视野，使命与担当决定人的思想。1952年，邓小平由西南局第一书记到中央任政务院（国务院）副总理。由此，他的工作视野、他的理论思考与地方工作时，大不一样。《邓小平文集》中卷，有三篇文章，即《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军队到地方到群众那里去取经》《军队的立脚点要放在准备打仗上》，实际上是邓小平1958年7月19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的一次讲话。
“思想解放，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解放，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决定的意义。后来者可以居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
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最强音，是战胜一切困难、取得一切伟大成就的最有力的武器。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指出，思想不够解放，落后于群众，远离实际、远离群众的结果，就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当时，邓小平紧紧抓住思想解放的“关键少数”，指出：“思想解放，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解放，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决定意义。”
邓小平为什么强调，高级干部的思想解放具有决定意义呢？
其一，他说：事实证明，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人，由于思想解放，方法问题解决了，效果就完全不同。这是思想、方向、方法对了的结果。思想、方向、方法是互相关联的，是一个整体。他举例说，毛主席拿出来的东西，就包括着思想、方向、方法。思想对头了，方向、方法就对头了。
其二，他强调：所谓思想对头，就是打破迷信，从中国自己的实际出发，去想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不从实际出发，所以非犯错误不可。
其三，他指出：思想一解放，共产主义风格又发扬起来了。邓小平举例说，修怀柔水库和十三陵水库，数百里以外的农民，自己带着干粮去参加劳动，根本不问挖一个土方多少钱。农民说，他们有事我们来帮助，我们有事他们也会来帮助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共产主义风格。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力量大极了。
思想解放的关键是要解决实践新难题、现实新问题，解决问题就需要有新语言、新思想。邓小平指出：思想解放，破除迷信，后来者可以居上。毛主席说，马克思是不是可望不可及呢？也不要那么迷信。邓小平强调：“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
“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要在自己的纸上写出自己的好文章，完全可以设想，在某些方面会比苏联写得好，写得更美、更漂亮。”
60年前，邓小平就大力提倡敢想、敢说、敢干。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要干革命，白好写更好的文章、好画最美的图画，这是个好条件。我们要用好这个条件，不能硬搬外国的。学习苏联是不错的，应该学。但是，停滞不前，思想就会僵化。我们不能都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如果外国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外国没有的图，我们就不能画；外国没有的字，我们就不能写，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超越别人，就不能对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要相信我们有很多好的条件，可以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也可以做得比别人要好。
那么，怎样才能超越别人，对世界作出贡献呢？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
一是我们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原则、普遍规律。但是光这样不行，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和我们自己的特点、实际结合起来。普遍规律是大同，否认大同就是修正主义；否认自己的特点和实际，就是否认小异，就是教条主义。犯修正主义错误，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犯教条主义错误，我们的事情同样会遭受失败。
二是只有认清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实际，才能把革命搞好，才能把建设搞好。中国革命就是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毛主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领导我们搞革命，是在中国的纸上写的一篇中国文章。
三是我们要以自己为主，要在自己的纸上写出中国自己的好文章，在某些方面会比苏联写得好，写得更美、更漂亮。搞建设应当同搞革命一样，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当然也包括别国的经验，首先是苏联经验。他们的经验是三部分：一部分是完全可以用的，叫普遍真理；一部分是只能作参考的，就是它本国适用，不完全适用于我国；还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如斯大林忽视农业，不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吗？因此，要善于吸取他们的经验。但是，我们要以自己为主，要在自己的纸上写出中国自己的好文章。有这种精神，可以比别人写得好。因此，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有自卑感。在世界上，我们有自己的贡献；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贡献。
“要用和平的形式，用发展速度来比垮帝国主义，战争可能打不起来，而且越往后越难打。世界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很多，我们中国人就天不怕地不怕。”
邓小平是世界公认的战略家，这次讲话，他作出了改写历史的两大战略判断。
其一，要用和平的形式，用发展速度来比垮帝国主义。上世纪50年代后期是美苏冷战对峙，全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邓小平纵观天下大势，明确提出“用和平形式”“用发展速度”，“用比垮”而不是“打垮”战胜帝国主义，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论断。这个论断的核心是“用发展速度比垮帝国主义”，当时的“帝国主义”何其强大，诸如美、英、法等等，怎样超过他们，如何比垮他们，在邓小平看来，只能用“发展速度”。半个世纪后，当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时，我们不得不敬佩邓小平当年的高瞻远瞩。
其二，战争可能打不起来，而且越往后越难打。上世纪50年代世界大战风云密布，邓小平作出了英明的战略判断，他分析说：一是帝国主义现在是矛盾重重，内部不统一，气不足。二是你怕，他也要打，他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的国防力量，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都要加强。加强国防，无非是三个内容：一个是常规装备、常规军队；另一个是人民；再一个是尖端技术，就是原子弹和导弹。三是归根结底，还是人民最厉害，还是靠人来打胜仗。因此，我们的军队还是要讲思想、讲政治。今后，有了原子弹还是要这样。总之，不发生战争，我们好好建设；发生战争，我们就打完了再建设。四是我们中国人睡得着觉，是乐观主义者。世界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很多，我们中国人就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搞好。国家有了经济基础，军队这一套搞起来就快。我们几年来就是搞这个事情。把我们国家建设好一些，把我们军队建设好一些，加上物质准备、精神准备，思想上不要放松，这样遇到任何情况，我们都能应付自如。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重温60年前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很有启发意义。
（据《学习时报》 倪德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