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选择以教育战线作为突破口。
早在1975年，邓小平面对重重阻力，就提出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1977年5月24日，尚未正式复出的邓小平对王震和邓力群讲，日本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的力量。明治维新是日本新兴资产阶级进行的改革，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干得比他们好。他明确提出，抓科研必须同时抓教育。他特别提到：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他还表示，如果他出来工作，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他希望从现在就开始，从小学做起，5年小见成效，10年中见成效，15年、20年大见成效。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教育部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了较大的改进，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讨论解决了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等问题，并提出了高校招生方案。
7月23日，邓小平谈道：“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他还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7月29日，邓小平与方毅、刘西尧等谈教育工作，提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8月1日，邓小平与方毅、刘西尧等再谈教育问题。他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他还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
8月6日，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提出：“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当然小改也还是可能的。”他提出，“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8月8日，邓小平坚决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接收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8月17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友谊宾馆再次召开了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尚未分配工作的）、复转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
8月18日，邓小平审阅并同意教育部提交的《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8月开始招生，11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4季度，1977年新生于明年（指1978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3个月（包括寒假）。
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当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1977年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工作推迟到第4季度进行。12月，全国约有570万名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应考者是1966～1977届毕业生，年龄在15～16岁到30多岁之间，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3万名学生，录取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仅为4.8%，被录取新生于1978年2月前后入学。
1978年7月，又有610万人参加了全国第二次高考。两次总计1180余万人的招考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考试史上的纪录。这充分反映了这一代人渴望上学、渴望知识，更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他们终于等到了这次真正能够自主选择的机会。
这是邓小平复出之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从提出设想（1977年5月）到决策（1977年10月），再到实施（1977年12月），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一年之后的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则是第二大决策。笔者把这第一个重大决策称为改革开放的“种子”，正是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为中国现代化种下了人力资本的“种子”，才成就了后来改革开放“生根、开花、结果”的局面。（胡鞍钢）
（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