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在百色、龙州起义中，他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先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抗战初期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之后，又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等，从一名政治主官，成长为伟大的军事家。他曾说：“我们军队打的是政治仗，政治第一。”“个人勇敢，是政治；各个部队组织战役、战斗，其中大部分也是政治。”宣传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在做军队政治工作时，高度重视做宣传工作。
邓小平有做宣传工作的卓越才干。1926年6月，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时，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填到：“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能做宣传工作”，是邓小平对自己能力和特长的评价。他善于做宣传工作的特长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就显露出来。当时，他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用本名和化名发表文章，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在之后的中山大学期间，他经常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辩论，卓越的辩才得到大家的赞赏，获得“小钢炮”的雅号。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的筹划阶段，就高度重视宣传工作。1929年10月23日，他在百色主持召开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作出要“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等决定，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起义筹划进入新阶段。12月初，他在龙州召开会议讨论制定起义计划时，也提出要派出干部深入左江各县做宣传发动等工作。这些宣传工作使党的扩大反帝运动、推翻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没收地主土地、改良士兵生活等主张深入广大士兵和群众心中，为起义的发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由于当时龙州实际上沦为法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所以邓小平很重视广泛宣传反法斗争。1930年2月19日，根据邓小平指示，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体育场举行万人反帝斗争群众大会。大会以左江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反对法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通电，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数千名群众冲击法国领事馆，烧毁海关楼，包围教堂，驱逐七八个破坏左江革命的法国领事、武官、传教士出境，没收其不法财产及窝藏的当地地主豪绅的武器等。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反帝行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声援。3月2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社论《赤色的龙州》，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邓小平事后也总结指出：“我们将反法运动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与反帝、反国民党联系起来，作广大的宣传。”
在起义过程中，邓小平要求每一位红军战士认识到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龙州起义的一次战斗途中，他动员说：“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会使用两杆枪，除了手中的武器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是战斗员，同时又是宣传员。对敌作战时要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喊话，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还是盲目地做了替军阀卖命的工具？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把道理讲清楚，就能动摇和瓦解敌人。”
为了做好宣传工作，邓小平抓紧一切可能开展干部培训。1927年，邓小平曾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授课，讲授《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等课程。因此，1930年7月，他在红七军进行整训时，借鉴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举办为期3个月的教导队，培养连排基层干部，给学员讲授右江的革命形势和举办教导队的目的、意义及要求，鼓励学员努力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之后，又为教导队多次讲课，内容是关于工农民主政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军队性质等。1931年2月，在红七军艰苦转战途中，他还不忘干部培训工作，在崇义县长潭为红七军举办的崇义、上犹地方干部训练班讲课，主要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共产主义ABC等。这些，都为当时的部队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蒋永清）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