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市场之争又起波澜（2）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文章在思想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表示赞同。
虽然我们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实践中也不断出现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旧的传统体制受到巨大冲击，但其强大的惯性在起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传统体制下步履蹒跚，效益低下。新的机制虽表现出了生机活力，但还很不成熟，很不稳固，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就必须在市场和计划这一关键性问题上正视现实，做出历史的抉择。而每当面临这一问题的提出，又会引发人们观念上的撞击和引经据典的激烈争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和严峻的国际形势突出地向我们表明，这个问题已成为改革实践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突破它已不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我们再没有时间去进行那些无谓的争论，我们不能再次丧失中华民族大发展的良好机遇，这层窗户纸到了该捅破的时候了。
邓小平南方谈话——重大历史关头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能不能继续下去，中国能不能把握住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大发展的良好机遇？
我们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也有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世界旧的政治格局消失之后，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继续发展的有力条件。
中国能不能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排除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来自国内“左”的和右的干扰，在改革开放中加快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当时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孙尚清对那时中国面临的形势说了自己的认识：“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经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物价上涨的幅度过高，物价上涨幅度过高对改革开放和人民生活还有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所以中央及时提出要进行治理整顿，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能进入一种良性发展的循环，走上持续的快速的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国际方面来看呢，那个时候，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经济发展的重心明显地向亚太地区转移，特别是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而我们中国呢，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和西方那种衰退成为鲜明对比的这种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当时的国际经济和国内治理整顿以后的经济态势来看，我们是进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那么当时谁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呢？”
1992年1月，邓小平像往年那样，去了南方。
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途经武昌，邓小平来到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方视察，发表了震撼世界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
邓小平的谈话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那些年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以1984年到1988年五年的加速发展为例，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