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打出一张“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2）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上海是其中重要的一站。他对上海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上海要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他自责地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在1992年视察南方过程中，邓小平看了深圳、珠海，心里又惦记着上海。在结束广东的视察时，珠海的同志看到他一路劳顿，希望他能留下来在珠海过春节，然而，邓小平却说：“我还想着上海，惦着浦东啊！我要去上海过春节。”
1993年新春佳节之际，邓小平第6次与上海人民共迎全国各族人民的传统节日。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精神焕发，稳健地步入会见厅。吴邦国等人迎上前，首先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向邓小平的电话问候。邓小平笑着说：“请你们代我向江泽民同志和各位中央同志拜年。”他还说：“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邓小平热情洋溢地说：“我向大家拜年，祝你们春节快乐，并通过你们向全体上海人民，首先是上海工人阶级拜年。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他还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
1994年，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在上海过年。这是他在上海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那年他视察了浦东，当时正下着雨，但邓小平仍然兴致勃勃地登上杨浦大桥。他站在雄伟的大桥上，四处远眺，显得非常高兴，还上前握着大桥建设总指挥的手称赞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在视察了内环线浦东段及罗山路、龙阳路立交桥后，他笑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并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上海人民没有辜负邓小平的期望，上海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邓小平这张“王牌”的威力。
邓小平打出这张“王牌”绝非仅仅就上海一地的发展提出的具体工作要求，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环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对中国发展的全局作出的战略思考，是确立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的一种全新的战略地位。1991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构想，党的十四大作出了要把上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既为上海的振兴和发展带来了机遇，又为上海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指明了方向。正是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构想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使上海这条航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驶入了一条宽阔的航道。浦东开发开放大踏步推进，现已进入了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的新阶段，在出形象、出功能的基础上开始出效益。1996年，新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10亿元，占全市的比重达到17.7%，比1992年上升了9.6个百分点，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浦东新区的雏形开始形成。同时，上海坚持打“长江牌”“中华牌”和“世界牌”，积极发挥浦东开发开放的“龙头”作用和“辐射”效应，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使上海初步成为全国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和交汇枢纽。
计划与市场之争又起波澜
1988年9月，因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开始了治理整顿。
从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治理整顿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是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但并不是要改变改革的方向和我们的基本政策。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总设计师心中明白，计划与市场问题又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场新的争论。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灵活一些。
这一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告诫说：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
但是，在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同时，有些人又将这个批判引入了经济领域，把“经济市场化”与“政治西方化”“言论自由化”等同起来。他们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提出这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他们断定“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而“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
对于出现的这种情况，邓小平甚为焦虑。为了改革进一步顺利推进，他不得不再次从理论上和认识上来澄清这个问题。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强调要抓住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一个多月后，邓小平又去了上海。1991年一二月间，他在上海视察时又说到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他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当时未公开发表，而是由上海《文汇报》根据他的谈话精神以讨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阐述了“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重要观点。《解放日报》1991年3月2日也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指出：有些人总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的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