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最早来陕西是在1952年。这年夏天，邓小平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调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后来曾回忆说，“西安，我是1952年底来过的”。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邓小平应该是为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调查研究，因为“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方面援助建设的项目15%布局在陕西。1953年11月，邓小平两次关注过陕西，9日，在铁道部《关于从速修通宝成线研究结果的报告》上批示：此件请印送中央同志，并列入中央会议议程；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电报，就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指出：“除陕西关中地区不宜推至五月，而应尽量争取于三月底以前完成外，余均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第二次来陕西是在1957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于当月21日乘飞机到西安视察工作，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23日上午，邓小平召集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及陕西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了解陕西省基本建设情况，在谈到生产中的浪费情况时指出：我们现在的缺点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没有竞争，反正是国家的钱，毫不心疼。可见，邓小平较早就指出了计划经济的弊端。
1957年4月7日，邓小平从甘肃抵达西安，第三次来到陕西。8日，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还提出农村合作社、学校、军队都要扩大民主生活和群众监督，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6月10日至16日，邓小平到西安、成都、济南、上海、南京等地具体指导整风运动，听取西北、西南、华东各省市负责人关于整风运动中大鸣大放情况的汇报，先后出席陕西、四川、山东等省的党员干部会议，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是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四次来陕西。
1958年1月9日上午，邓小平乘飞机离开北京到达西安。10日，听取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反右派和整风运动情况，他在谈话中指出：整风运动是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在工厂中进行整风有两条要注意把握，一是领导干部主动“下楼”，检查自己，解决问题；一是向职工进行阶级教育。之后，离开陕西赴四川视察工作。
按照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变成调查研究年的指示，1961年1月至3月，邓小平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1月28日，他一路南下，视察工厂、察访民情，马不停蹄，先后经过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和漳州、株洲、衡阳、广州、昆明、成都，于3月1日下午到达西安，晚上离开西安赴洛阳。这次路过西安，是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六次来陕西。
1964年4月5日至20日，邓小平和彭真、康生率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乘专列离开北京，在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参观考察。4月15日，邓小平一行乘飞机离开长沙到达西安，16日，同有关人员谈三门峡水库上游治理问题，提出了三门峡治理的方针，上边拦泥，下边防洪排沙，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搞好治理了，可以多出商品粮，搞不好，就要出大问题。
1966年3月9日，邓小平和李富春等乘专机离京到达西安，考察西北地区的三线建设情况。10日，邓小平听取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关于西北局工作的汇报，在询问西北机床生产能力后指出：总得要研究这个问题，要在三线建立机床生产能力；军工厂要向专业化发展，还要做民用的东西，较早提出了“军民融合”的思想。还指出要搞好水土保持工作，艰苦奋斗；要重视粮食基地建设，增加国家粮库储备，藏粮于民，增加生产队和群众的粮食储备。14日下午，邓小平听取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汇报，提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表现好的地主、富农不再给“戴帽子”的问题；提出了工业搞好配套问题，发展小工业是个方向性问题，工业要走专业化、协作化的道路，把城市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对“四清”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3月15日，邓小平离开陕西去兰州。此次是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八次来陕西。
随后，邓小平在甘肃、青海视察，4月2日，邓小平再次来到西安。3日，乘专机到延安考察，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陈列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4日上午，听取延安地委书记韩平汇报发展情况，邓小平在谈话中表达了工业为农业服务、农业是工业的基础的思想，提出要保持延安艰苦奋斗的本色；下午，在接见延安各界代表并合影留念后，从延安乘飞机飞回北京。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是邓小平在建设时期第九次莅临三秦大地。可见，邓小平在三秦大地阐发的一系列关于国家建设的思想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作了重要铺垫。（陈答才）
（摘自《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