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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注陕西发展

2018年11月15日08:30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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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3次在陕西大地驻足,10多次谈及陕西发展,他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为陕西等西部地区大开发指明了方向,极大地促进了地区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来到陕西指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工作,以身作则带头端正党风。1980年6月30日,邓小平乘专列由北京前往西安,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参观考察。出发前,指示中央警卫局通知各地:不搞迎送,不请客,外出参观、考察不断绝交通,不坐小轿车,一律乘面包车。7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长于明涛陪同下,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听取工作人员关于秦兵马俑的出土和博物馆建馆情况的介绍,了解如何搞好文物保护方面的情况。邓小平在工作人员请他用手握一把出土最完整、最光亮的青铜长剑时,说:“我手上有汗,拿了会损坏文物的。”在工作人员给他戴上手套后,才将青铜长剑接到手中仔细端详,他说我们在秦代就有这么高的技术,真是了不起。7月2日,参观西安碑林博物馆。7月3日,乘专列离开西安赴四川考察。

此后,有两次途经陕西、短暂驻足。1982年9月19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乘专列赴四川访问途中,专列停在宝鸡至广元区段的观音山站,邓小平陪同客人下车参观沿途锦绣河山,这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第二次来到陕西。

当他们了解到观音山站是炸掉4个山头、填平4处深沟建成的时候,金日成说:“了不起,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邓小平也发出无限感慨:“是啊,有了宝成铁路,蜀道变通途!”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第三次来陕西,是1987年2月16日,邓小平和王震乘专列由四川返回北京路过宝鸡时,兴致勃勃地下车参观了刚刚落成的宝鸡火车新站,这次外出视察没有具体任务,没有当地负责同志陪同。邓小平和王震认真欣赏着悬挂在候车大厅的《秦岭丰碑》和《青铜器之乡》两幅壁画。邓小平的女儿在旁边讲解,邓小平边听、边看、边点头。

此外,邓小平多次关注陕西,在会见外宾时多次提及陕西,内容涉及对外友好交流、旅游事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人才使用问题等等;关于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邓小平10多次谈及延安时期、延安精神、延安作风。

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开曼群岛指南报》董事长安东尼·詹金森爵士,接受了客人赠送的1938年他作为伦敦《每日简报》记者访问延安时拍摄的部分照片和撰写的文章。10月28日,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出席奈良县知事奥田良三和奈良市长键田忠三郎联合举行的宴会,席间,他说西安和奈良都是古城,结成友好城市很好,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交流。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提出,要对包括西安的半坡村、秦始皇陵在内的名胜旅游区整修一番,要搞好旅游景区的建设。

1980年2月中旬,邓小平批示同意教育部《关于拟同意恢复西安音乐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的请示》报告。10月10日,他在会见约翰·莱因哈特博士为团长的美国政府文化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现代的东西少,古代的东西多,西安代表古,长城也是代表古,但不管古还是今,对增进两国人民交往、增加了解都是重要的。

1983年11月16日,邓小平批阅《情况汇编》刊载的《一位获博士学位的留法学生回国一年半后还未分配工作》一文时作出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该文反映我国一公费留学生于1982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5月回国后一直没有被分配适当的工作,一年半后又被派回原来工作的陕西省富县广播站做普通工人。为此,12月20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组织、宣传、统战部门在1984年上半年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再进行一次认真检查,边检查边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对待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西安是一个重要的旅游城市,要进一步开放。3月19日,他审阅《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报送的(拟将他1941年5月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的报告收入丛书)报告作出批示:“编委会同志:对宣传队的报告,我看了一遍,觉得内容还可以,但文风欠佳,以不再发表为好。”此文经中共中央原文献研究室整理后,又批示同意发表。1986年9月5日,邓小平为《西安事变简史》题写书名。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992年初,邓小平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思想,为包括陕西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大开发提供了重要历史发展机遇,极大地推进了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陈答才)

(摘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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