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是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届时将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随后，我国就开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邓小平十分关注这部决定香港未来的法律的制定，要求起草委员会“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基本法，“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经过4年多时间的努力，这个基本法于1990年4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基本法将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具体化、法律化，为落实“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邓小平高兴地称基本法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中国和葡萄牙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也取得了进展。1987年4月12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是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它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国两制”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和科学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关于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光辉思想，是他从实际出发，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和科学的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随着在香港、澳门问题解决上的成功实践，这一思想更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显示出了重大的理论意义。
第一，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如何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要和平统一祖国，就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各方面都能接受。
第二，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新概念。邓小平说，我们提出“一国两制”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讲过的。根据“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内地这个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这些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统一的国家主权。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允许并保障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长期实行资本主义，不会损害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而且还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实行这样的战略构想和方针，是由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是由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的国情所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突破。允许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一国两制”的构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有关国家调和阶级矛盾和缓和阶级冲突的职能以及国家的民族属性，把国家的独立、统一和主权放在第一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新的突破和新的发展。
第四，它是和平共处原则的灵活运用。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列宁，一般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特别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在一个国家内，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各方面的利益，有法律保障的好办法，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灵活运用和重要补充。
第五，它是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战略思想的新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提出过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思想。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具体和集中的体现。邓小平指出，在小地区、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港、澳、台地区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与资本主义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实行“一国两制”，这些地区不仅可以为祖国内地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资金和可以借鉴的技术和经验，而且可以成为我们对外开放的窗口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桥梁，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第六，它是解决国际争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途径。“一国两制”构想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为国与国之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范例，还为解决当今国际争端提供了启示和新的途径。邓小平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国际争端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从“一国两制”构想延伸，邓小平对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领土争端问题，提出了“共同开发”的重要思想。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思想也是为化解疙瘩，消除爆发点，稳定世界局势而提出来的。
第九章邓小平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和世界都很不平静。中国能不能保持稳定，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中国的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能不能把握住世纪之交大发展的良好机遇？这些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国内外都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
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历史又一次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以其伟大政治家的宏伟气魄和卓越胆略，把握全局，力挽狂澜，带领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的独立、安全和稳定，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
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证。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是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