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富有天才的创造（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与我们党酝酿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中美建交谈判取得进展同步，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也更趋成熟。1978年底，他在多次会见外国客人时都明确指出：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外国投资可以不动，但祖国要统一；在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要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统一后，台湾军队变成地方武装。
可以看出，此时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构想的思路已相当清晰。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思想，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正式表达了和平统一的意愿和建议。同一天，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郑重宣布，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已经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了。1个月后，邓小平访美期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公开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这表明，我们党的对台工作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81年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海内外详细阐述了关于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方针，就是人们所知道的“叶九条”。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位海外朋友时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几条。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使用“一国两制”这一崭新的概念。
继“叶九条”之后，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杨力宇时，将“一国两制”构想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著名的“邓六条”，指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后来，邓小平在一系列谈话中，对“一国两制”的定义、内涵、来源和意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使之成为既具有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又有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的科学构想。按照这一构想，邓小平指出：“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一国两制”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科学构想，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正如邓小平所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普遍理解、支持和赞誉。就连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赞誉说：“‘一国两制’是富有天才的创造。”这一伟大创造随着和平统一大业的推进而不断丰富。1995年春节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进一步阐述了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和内容，而且还根据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形势发展的新特点，为打破两岸政治僵局，提出了推进祖国和平进程的八项建设性主张，即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的“江八点”。讲话体现并发展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对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产生了重大影响。
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是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
“一国两制”构想本来是邓小平首先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同样适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历史的发展使香港、澳门先于台湾实践了这一伟大构想。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解决香港问题、争取香港顺利回归的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表现出了一代伟人的非凡智慧和雄伟胆略。回顾这一过程，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由邓小平来掌舵，确立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所以说，邓小平是这场成功实践的奠基人和总设计师。
在我们党提出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日程上来的时候，主要还是针对台湾而言的。可不久，香港问题提前摆在了我们面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新界”租约1997年期满的时间日渐临近，英国朝野人士纷纷前来“投石问路”。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港督麦理浩时明确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到那时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随后，根据情况的发展，邓小平即向有关部门指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与此同时，他做了调查研究工作，多次征询香港同胞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借鉴对台方针、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原则立场。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了来华访问前声称“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挟英阿马岛之战胜利之威，撒切尔夫人似乎很自信。但是，在与邓小平的谈话中，“铁娘子”的自信在“钢铁公司”的坚定面前却是那样的苍白无力。邓小平镇定自若，坚持原则，明确表达了中国对香港的基本立场。他谈了3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邓小平郑重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这时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二是保持繁荣的问题。邓小平说，香港要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三是在15年过渡期内香港不出现大的波动问题。邓小平强调，中英双方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这次会谈双方“针锋相对”，但最终还是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共识：双方同意本着维护香港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标，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邓小平后来说，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是按照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既要坚持在主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又要充分尊重香港的历史和现状，还要争取英国的合作并适当照顾英方的利益。香港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只能用特殊的办法来解决。所以，邓小平说，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中英双方就香港回归中国问题进行了艰巨的谈判。从“三个条约有效论”开始，到“以主权换治权”，还有什么“经济牌”“民意牌”“民主牌”等等。由于邓小平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些障碍都一一被中国政府排除。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邓小平和我国政府从香港问题的实际出发，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提出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在体现主权原则的前提下，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保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财政独立地位、独立关税区地位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香港回归以后，中央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除派驻军队体现主权外，不派干部去香港，而是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这些政策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不会变。 （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