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敏锐地预见到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行将结束，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2）
邓小平提出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的客观依据。第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旧的国际秩序是冷战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不利于世界和平，阻碍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所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的宪章和原则，经受了长期的历史考验，且为世界上最广泛的国家所接受。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应该是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平等的，都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责任，都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自由和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别国，并以此干涉别国内政，谋求霸权；第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摆脱了旧的国际秩序中那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在政治上，它最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民主精神，最适应于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多样化的世界国家形态。在经济上，它最能体现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适应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有利于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正如邓小平预料的那样，世界进入了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但是建立新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仍是一个漫长的行程。邓小平坚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有生命力的，是最经得住考验的。用它来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邓小平确定的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新时期外交战略思想的鲜明特点
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是时代的产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其一，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把和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是邓小平在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过去“世界革命”观念的重大突破。早在1980年4月29日，邓小平在接受卢森堡记者采访时就明确地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和输入的。”邓小平认为，在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应尊重对方的选择，他人不应指手画脚。社会主义是与霸权主义相背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损害别国主权，搞霸权主义，那就既损害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又损害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其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来处理国际关系。邓小平指出：中国观察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如何，不计较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在外交原则上，中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对外开放上，中国是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全方位开放。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将是一个长期的客观现实，我们不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寻求普遍的对话与合作。两种制度在政治上和平共处，在经济上和平竞赛，无论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还是对于国家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其三，完全的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我们不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参加任何集团组织，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在国际事务中，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往来、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为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和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第四，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评价邓小平时就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新时期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更是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结合和统一。例如，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我们也不使正常的国家关系僵化。我们不会因为反对他们的霸权主义，就不同他们改善关系；不会因为要同他们改善关系，就放弃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在处理诸如南沙群岛等问题时，我们在坚持主权在我的前提下，灵活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在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发展正常、友好的中日关系；我们一方面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强权政治和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打破封锁和制裁，改善和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使我国取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改善了国际环境，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第五，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世界在变，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但天下并不太平。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了许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如：用“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与一些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办法实现与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问题；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代替冷战时期形成的旧的国际秩序的问题。还有针对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运用自己庸俗的人权观，假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提出要维护人权概念的完整性，国权比人权更重要，人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是实现独立权、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些都是邓小平求实创新思想特征在外交战略上的具体反映。
第六，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自身发展问题。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是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体现，所以他特别强调自身的发展问题。他反复指出，现代化是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总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基础。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总任务。“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只要我们经济搞上去了，实现了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上理直气壮地说，从中国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就会优于资本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就会提高，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就会有较大的贡献。（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