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苏关系的“解冻”和正常化（2）
在会晤中，邓小平提到了3年前请人转达的关于希望中苏之间消除三大障碍，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口信。戈尔巴乔夫表示记得此事，并说，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
整个会晤持续了近3个小时，主要是邓小平在发言。邓小平说，国家与国家要平等。中国不会侵犯别国，对任何国家不构成威胁。他回顾了外国列强对旧中国的侵略、压迫和掠夺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在过去所走过的一段曲折历程，强调谈历史是为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前进。
邓小平说，这次高级会晤可以概括为8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戈尔巴乔夫表示赞同，并阐述了关于历史问题的看法，认为重点在于向前看。
外交学会会长刘述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小平同志为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尽管后来苏联解体了，那么我们同俄罗斯，同其他的独立的共和国建立和保持了正常的国家关系。”
长达20年的紧张对峙结束了，7000多公里边界线两边的人们又恢复了传统的友谊，这对稳定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极其重要影响。
邓小平敏锐地预见到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行将结束，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当今世界并不安宁，充满着各种矛盾和冲突。各国政治家们都在关注着世界的发展和未来。
邓小平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保证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促进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许多以和平的方式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和新思路。这些新办法和新思路的核心，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解决国际争端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我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40多年来，我们一贯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不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如何，都一律平等、友好相处，妥善解决了许多双边争议问题，推动和加深了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当用它作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随着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我们在坚持和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我国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时，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计较历史的恩怨，同所有的周边国家实现了全面的睦邻友好，而且也同世界上所有愿意同中国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不谋私利，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了稳定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一些热点、爆发点。他认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这个新办法，只能是合情合理的办法，所以也只能是和平共处的办法。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唯一可靠途径，同时也有利于消除中英、中美关系中的障碍，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关于“共同开发”的设想，不仅有利于中国和一些邻国用和平手段解决一些领土的争议，而且也为世界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思路。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中，邓小平敏锐地预见到战后形成的两极政治格局行将结束，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他指出，国际形势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万千世界，不同的利益倾向代表着不同的选择。世界向何处去，现实要求政治家们作出回答。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要建立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此后，邓小平又反复强调阐述了他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他强调，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件事要同时做，以相互适应。关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行不通了，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说，他早在1974年联合国发言时就谈了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仍很突出。他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样便会明白，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既要加强南北合作，也要加强南南合作，建立一种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