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2)
邓小平对当代世界形势和国际问题的科学分析和精辟论述，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学说在当今世界的最新发展。这一新的科学论断，为我们党和国家调整对内对外政策，维护和争取和平，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这一科学论断，在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上，被准确地、规范化地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正确认识世界发展潮流，制定与这一主题相适应的国内外政策，才有使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复杂多变、错综纷乱的世界中清醒地认识世界，牢牢抓住各种机遇，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改变“一条线”战略，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邓小平是一个战略家、政治家，他的最伟大之处在于每临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要求，他都能站在战略的高度，拨开笼罩在人们眼前的层层迷雾，指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路好路。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内政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外交方面。
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邓小平又及时根据国际形势新的变化和国内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需要，对中国的外交作了重大的调整，从而发展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开创了新的外交局面，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国际形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这个仅限于军队高级领导层的讲话内容，在党内也只是很小范围内知晓。直到1993年11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时，才得以公开发表。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邓小平说：根据对国际形势和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邓小平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一条线”战略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国际背景。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苏联领导集团在处理两党两国关系上，从大国沙文主义出发，表现出严重的霸权主义，甚至不惜以战争威胁来达到其控制中国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使中国面对两面夹击的严峻形势，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条战线是反对当时称之为国际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及其集团，一条战线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集团。
毛泽东曾把这种形势形象地比作“夹肉面包”，即我们被夹在了美苏两个大国之间。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能把握全局、纵横捭阖的国际战略大师。面临严峻的战略态势，他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探求打破被动局面的策略。一方面，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美苏之间存在着“中间地带”的论断；另一方面，他确定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方针，并谋求建立世界反霸权统一战线，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之间开始接触，有了一些改善关系的迹象。经过对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对战争可能性的预测，我们党开始认为，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性不大，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这种形势使我们存在着利用美苏矛盾的可能性。70年代初，在经过深思熟虑和慎重的外交接触以后，毛泽东断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
1973年2月，毛泽东在他位于中南海的书房里会见了第四次访华的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令基辛格赞叹不已。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提出了他关于“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设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联结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以共同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
“一条线”战略在当时对缓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长期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状态，遏制苏联的扩张霸权，起了重要作用。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9月14日会见来访的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这样说：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很大的劣势。不是小的劣势，很大的劣势。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采取进攻的战略，而且非常积极。我们面对着十分严重的威胁。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面临这样的形势，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全球性进攻。毛主席当时从力量对比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为了制止战争的危险，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和欧洲在军备上赶上来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赶上来了。
实行“一条线”战略，有它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当时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一战略也有其缺陷。它与我国50年代实行的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一样，以战略关系画线，不利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使我们的外交活动失去了一些必要的灵活性和主动性。特别是这一战略容易被霸权主义所利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战争而国力减弱；美国在医治侵越战争创伤后国力有所恢复，美国和西欧的联合进一步加强，卡特后期和里根上台后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政策，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在国际事务中，美苏既争夺，又对话，是世界霸权主义的最主要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不仅已无必要，而且对中国不利。因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不仅块头大、分量重，而且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已经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如同美苏任何一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必将干扰中国的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这一外交的根本目标。现实表明，“一条线”战略已不能适应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建立正常的对外关系的需要。
求实和创新，是邓小平观察思考问题的鲜明特征。时代在变化，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把握全局，高瞻远瞩地及时指导我们党改变了“一条线”战略，代之以更为实际、更为灵活、更具原则性的战略政策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针。
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酝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于党的十二大。（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