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2）
首先，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和平是建设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党也曾提出要大规模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我们却未能真正将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除了指导思想上判断失误和“左”的干扰外，我们始终所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紧张的周边环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却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和制约了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历史经验说明，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就不可能安心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据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
其次，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环境里才有可能。邓小平经常说，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是经济落后的穷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和摆脱贫穷落后。要实现中华民族求富求强的雄心壮志，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据此，邓小平设计了“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伟蓝图。要实现这个战略蓝图，我们至少需要70年甚至更长的和平时间。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20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上30年至50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所以，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只能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需要。
最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经济生活日趋国际化的社会里，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比重大大增加，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以前，由于某些国家和集团先后对我国实行封锁和压制政策，我们自己又没有学会利用国际条件，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未能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必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学会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开放是中国的希望。
细心的世界观察家们发现，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历来是一个国家制定内政外交方针的重要因素。
细心的世界观察家们发现，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心一意从事现代化建设以来，中国对战争的看法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大转变。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那么，我们能不能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呢？
原国防部部长秦基伟谈到了过去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迫在眉睫。各方面工作的立足点，都是放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这样使我们军队也好，和其他的各个方面的工作，始终是处于一种临战状态。”
这种看法，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早在20世纪初，列宁曾提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著名论断。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他得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战争绝对不可避免的结论。列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出的这个结论，曾为相继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仍然沿用列宁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斗争，仍将导致新的冲突而引起战争。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将超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仍将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基本上维持了这样的判断，但在具体时期的认识还是有所不同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虽然也强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也指出：“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中，保卫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一项基本内容。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形成威胁，加上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日益严重，对新的世界大战的认识日感“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认为整个世界形势“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提出了要准备早打、大打，打常规战争、打核大战的观点。与此相适应，我们国内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备战。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即靠山、分散、进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在指导思想上纠正了以往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国际国内事务、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左”的错误。经过对国际形势的科学观察和深刻分析，邓小平明确指出：战争的因素还存在，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也在增长，战争有可能避免和制止，我们可以在争取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下，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84年9月27日和10月10日，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现任总理科尔相继访华，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们。在会见中，邓小平在谈国际形势时，提到了科尔1974年访华和施密特1975年访华时双方在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上的分歧。
科尔和施密特在20世纪70年代访华时，邓小平作为副总理曾经会见过他们。在会谈中，当时中国曾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但德国客人则表示了不同意见。
10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邓小平在1984年会见这两位德国客人时说：“那时你们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他表示，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
邓小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新判断，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逐步形成的，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缓，如果行动有力，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虽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他观察到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战略部署尚未准备好，战争一时还打不了，只要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努力，破坏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战争可以推迟和延缓爆发。进入80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1980年4月，他说：采取有效措施，80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不是不能渡过的。我们说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1983年3月，他在分析了国际形势和美苏战略力量的变化后断言：战争10年内打不起来。
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起，认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判断，成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