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邓小平30岁，正值而立之年。10月，他开始随中央红军长征。然而，从一年前开始，他却经受了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由于抵制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1933年5月，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这也是邓小平一生中“三落三起”的“第一落”。
人生低谷中踏上长征路
1933年，虽然邓小平的人生多有不顺，但别人从其言行举止中丝毫看不出他正在经受着磨难。当时，刚与邓小平在中央苏区认识的刘英就是如此。有一次，刘英刚从于都“扩红”回来，邓小平高兴地伸着大拇指表扬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项英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夸奖你‘扩红’搞得好，都登报了。”那神情比刘英本人还要高兴。刘英回到驻地与一位熟人聊起此事，熟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告诉她：“你还不知道？小平正倒霉呢！他的中心县委书记被撤了，现在调到《红星》报当编辑，孤零零地剩了一个人。”刘英说：“看他那模样，一点事儿也没有。”
就是怀着这样的乐观主义精神，邓小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长征路上，红军既无根据地为依托，也无后方的接济，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敌军围追堵截，风餐露宿，前途未卜。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忧心忡忡、悲观失望，而邓小平却在这种艰苦的日子里寻找乐趣。每当晚上行军没有敌情的时候，邓小平常与李富春、潘汉年、贾拓夫、陆定一、李一氓等红军总政治部的同志并肩而行，趁着月朗风清，和大家谈天说地。他和大家在行军时，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无不涉及，常常使大家忘记了疲倦。李富春戏称这为“徒步吹牛皮”。幽默乐观、态度随和的邓小平特别受欢迎，谁都愿意跟他一起走。长征路上没有什么吃的，每当大家聊到各地的特色美食时，邓小平就会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回锅肉、鱼香肉丝、辣子鸡丁如何如何好吃，说得大家直咽唾沫，这种“画饼充饥”的做法被大家称为“精神会餐”。正如刘英所说：“长征这一路上，艰苦得很，只要同小平同志他们在一起，就来劲。”邓小平的这种乐观、豁达，谁又能想到他正经受着政治上的打击和感情上的失意呢？
主编《红星》报鼓舞士气
邓小平积极的人生态度，还体现在他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中。他是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参加长征的。当时，《红星》报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唯一的报纸。邓小平深刻地意识到该报作为全军“政治指导员”的重要作用。于是，他带着两名工作人员，两根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带着办报的全部家当，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行军赶路时，邓小平注意搜集各方面的情况和材料；晚上宿营睡觉时，他就把铁皮箱当办公桌，在上面写稿、编稿、刻字、印刷。在他的呕心沥血之下，1934年10月20日，《红星》报油印版第一期出版了。报头那富有艺术性的“红星”二字正是邓小平的手笔。
长征开始1个月后，邓小平为了轻装行军，扔掉了一台笨重的油印机，只靠着一只手滚油印机坚持编印工作，出版的艰难可想而知。然而，《红星》报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受到广大红军战士的喜爱，许多人回忆起来，都说“从中学到许多革命知识”。
1935年1月，随着党内、军内对“左”倾错误领导的强烈不满，邓小平受排挤的现象也开始改变。黎平会议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随后相继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在长征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负责宣传工作。
识人、用人、育人的好首长
曾跟随邓小平工作的梁必业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故事。那是红一军团东征到山西赵城、洪洞一带时，有一天，部队夜行军到达石芷，邓小平的警卫员带着一个新兵找到他，说要把这个新兵分到宣传队。梁必业一看，这个新兵又黑又瘦，胡子拉碴，年龄30多岁。一般在宣传队工作的人年
纪都很小，会唱会演会跑会跳，这人怎么会分到宣传队呢？梁必业对警卫员说：“我们宣传队不要这么大年纪的，你带回去吧。”警卫员回去如实向邓小平报告：“梁队长嫌老了，不要。”邓小平却坚持说：“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于是，警卫员又把这个新兵给梁必业送了过去。不久，梁必业发现这个新兵虽然年龄大了些，但社会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工作积极，政治进步很快。而且，由于他比较老成，扮演老太太是个好手，还是队里管理化妆品和道具的能手。后来，这个新兵还担任了宣传队分队长。可见，邓小平开展工作不墨守成规，不带偏见，他对宣传工作的了解，以及察人、识人、用人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邓小平的培养下，许多同志离开宣传队后都走上了基层或机关业务部门的政治工作岗位，有的还逐渐成长为领导干部。
长征中有不少娃娃兵，邓小平身边也有不少，他每次看着娃娃兵们行走吃力，便会跳下马，说道：“哪个走不动哪个先骑。”说完，还把他们当中的“重点对象”扶上马，自己却迈开双脚，信步前行。邓小平还十分关心这些娃娃兵的成长。在一次急行军后，军团机关在路旁的树林里休息待命，他来到这些小同志面前，笑眯眯地问：“还想学文化吗？”大家异口同声回答：“很想！”邓小平顺手从树上折下一根枝条，在沙地上教大家认“红军”“革命”等词。15岁就跟在邓小平身边的赖和明回忆说，他自己的名字就是那时候邓小平教会的。大家认识一些常用字后，邓小平就开始教大家读书，在他的教导下，许多红军小战士利用行军、战斗间隙刻苦学习，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一个人的秉性是一以贯之的。在长征那种尤其艰难的环境下，邓小平所展现出来的品质和才能，在他之后的岁月中愈益显著。那可贵的乐观精神、朴素的人文关怀，坚持原则又勇于突破的杰出才干，给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带来了福祉。而若干年后，当邓小平的女儿邓毛毛问他：“长征中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时，他却只回答了简单的三个字：“跟到走。”（刘慧娟）
（摘自《中国档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