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
在人才问题上，必须打破常规，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要把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他指出，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需要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起带头人的作用。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1982年7月26日，他在谈“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时指出；怎样把现有的知识分子用起来，需要一套方法。人才，只有大胆起用，才能培养起来。1985年，他又说：“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基础。邓小平特别重视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他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因此，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为广大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要解决好知识分子，特别是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和教学工作。他要求各级组织和干部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为科技人员做好后勤工作。他以身作则，多次表示愿给科技、教育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他在1988年9月12日听取一次汇报时指出，要从战略高度考虑教育问题。他指出：“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作出更多的贡献。”“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说：我的工资从建国时候开始就是这么多，但是现在物价涨了，我的生活水平降了三分之二。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他强调说，从长远来说，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改革过程中，考虑最多、最关心的是破除束缚、压制人才的旧体制，培养和造就人才，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加速经济建设的发展。1984年10月22日，他在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决定》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次年3月，他在《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他提出，每年要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见实效；要通过改革创造一种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在邓小平的关怀下，我国先后派出数万名青年学生和科技人员出国学习、深造，同时还有大批的自费留学人员出国学习。这批人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邓小平同志始终对他们抱有厚望，热诚希望他们学成回来报效祖国，并要求有关部门努力创造条件接待他们。1988年9月，他对留学人员回国后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又作了具体指示。他强调：“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他深情地说：“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中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作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这语重心长、感人肺腑的话语，表达了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崇高品格，不仅是对广大留学人员，也是对所有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献身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的巨大鼓舞和鞭策。
李政道称邓小平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总设计师”
当今世界已进入高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尖端技术被广泛应用，最新科技成果被有力推广，生产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长。科学与技术之间，科技与经济之间，乃至科技与整个社会发展之间的结合愈加密切。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相继跨过高科技时代的门槛，使这些国家在国防、政治、经济生活中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当今世界，高科技的发展水平，已成为国际上进行经济、军事乃至综合国力竞争的重大因素。
面对这样一个高科技发展的时代，抱有实现现代化宏愿的中国该怎么办？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这位与历史和未来对话的战略家，发出了坚强有力的声音。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我国基础差、人口多、底子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在新科技革命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既要着重推动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科技革命浪头的双重任务。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我们必须从长远的发展战略出发，积极发展高科技，为21世纪中国的全面发展抢占战略制高点。他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利用各种方式同有关方面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商议我国高科技的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了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制定与决策。
1988年10月24日上午，刚刚过去的一场秋雨使北京更加舒爽宜人。位于北郊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一派节日景象。
10时整，邓小平前来视察这个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工程，并向科技人员祝贺正负电子对撞成功。这个工程，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上马和建造的。4年前，他曾到这里为工程奠基，揭开了我国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建设的序幕。4年里，他多次听取汇报，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作出拍板，给予支持。在他关于必须如期甚至提前完成的指示下，各有关方面和近万名建设者通力合作，终于建成了这一在世界上具有领先水平的高科技工程，提前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
在休息室，邓小平亲切地同参加工程建设的科技人员见面。当见到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邓小平笑着对他说：“感谢你为这个工程做了许多工作。”
这个工程从提出到对撞成功，都得到了李政道教授等国际高能物理界朋友的支持和帮助。邓小平曾多次会见过李政道，听取他关于发展中国高科技事业的建议。
李政道对邓小平说：这个工程是在您的关心下建设的，实际上您是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
在听取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介绍工程情况后，邓小平以他独有的风格，作了简洁而极富说服力和号召力的讲话。
他首先对大家说：“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
他接着说：“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