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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探望邓小平

2018年09月12日08:07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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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我曾到江西南昌探望邓小平,并在邓小平家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年。邓小平的厨艺、卓琳的热情,及邓林兄妹的友情,无不令我记忆犹新。

元旦南昌探亲

1972年元旦前夕,我和妹妹大蓉、二蓉从江西省临川县到南昌市去看望邓小平伯伯。我记得那是一个阴冷的冬天,苍茫的赣江上有一层薄雾,不见船影,远处的山峦灰蒙蒙的,江边的草木一片凋零,在瑟瑟的寒风中颤抖。我们来到赣江边的省委招待所,这是指定的见面地点。

听说邓伯伯和家人来到江西后,住在南昌步兵学校的一幢小楼里,楼里没有暖气、热水,想洗澡的时候,老人家必须在楼下把洗澡水烧好,一桶一桶提到楼上的卫生间去,很不方便,况且老人在冬天洗澡很容易患感冒。这个问题拖了很久,原江西省委老干部黄知真得知此事,才作了安排,让邓伯伯一家人每个周末到省委招待所洗个热水澡。我到招待所时,邓小平伯伯一家恰好在这里洗澡。

在招待所的二楼客厅,我们先见到卓琳阿姨和邓林、毛毛,她们刚洗完澡,正在梳头。邓伯伯让她们先洗,自己后洗。见到卓琳阿姨,我和妹妹心潮难平,热泪盈眶。卓琳阿姨和我母亲肖里在延安时期就是好友,往来很多。邓伯伯洗完澡出来,见到我们来了,非常高兴,可能是因为刚洗完澡,他的脸红彤彤的,神采奕奕。他讲四川话,我们也讲四川话,因为我们从小在成都长大,一口乡音。看望邓伯伯,一直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家和邓伯伯家关系很好,两家的孩子又是一起长大的。我们先报告了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俊秀,他抗日战争时期曾和我父亲李井泉同在晋绥军区工作,通过刘叔叔和邓伯伯家联系,我们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邓伯伯关切地问起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我告诉他,我和妹妹1969年来到江西,落户在父亲的老家临川县唱凯公社务农,完全靠挣工分养活自己。说到这里,我和妹妹拿出从家乡带来的两条鱼,这是乡亲帮忙从我们水塘里捕捞的,还有一些攒下来的鸡蛋。我告诉邓伯伯,这些都是劳动成果,请一定收下,让全家人尝尝。见时候不早了,我们准备告辞,邓伯伯一听,马上说:“今天不要走了,到我们家去住几天。”

在邓伯伯家过年?省革委可能不同意,我也怕给邓伯伯一家带来麻烦。“怕啥子,你们都是些小娃娃,明天就要过年了,咋个能走嘛?”邓伯伯说。卓琳阿姨也说:“你们大老远地赶来,话还没说完呢,跟我们回家去,一块儿过个年。别担心,我去给他们说一下,家里能住下。”

邓小平的厨艺

就这样,我们坐着车,来到南昌市郊区的步兵学校。邓伯伯住的小楼,就在校园里的一个小坡上,四周都是空地,种着庄稼,还有一些树木。院子的围墙很高,两扇大门紧闭。小楼红砖灰瓦,外观陈旧。院里有一株桂花树,还有一些常绿植物。楼房的底层有一个较大的过厅,当中放着一个乒乓球桌,邓伯伯的小儿子飞飞最喜欢在这里打乒乓球,底层还有管理人员的住房,几间客房,一间很小的用餐房间、厨房。在小楼后面有一座平房,是堆放柴火和煤块的地方。邓伯伯的子女没来江西前,劈柴和砸碎煤块的体力活儿,都是邓伯伯自己干。

客厅的右边有上楼的楼梯,邓伯伯住在二楼靠前的套房,外间是起居室,里间是卧室。起居室里有一个长藤椅,还有若干椅子,平时一家人喜欢坐在这里聊天,做一些手工活儿,比如织毛衣、缝缝补补。邓伯伯的儿女也住在楼上,我们去的时候,朴方在北京住院治病,楠楠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邓林、毛毛、飞飞。楼上还有一间房子,放了很多书。毛毛对我说:“这可是咱家的宝库,足够我们看了。”

邓伯伯每天要花很多时间看书,还要看报纸,卓琳阿姨说,他读了《二十四史》,正在读《资治通鉴》。通常,邓伯伯在晚饭前后听家人聊天,他不爱说话,只是听别人讲。

我和妹妹刚刚在小楼里安顿下来,毛毛就来打招呼。卓琳阿姨问我们住下来没有,被子暖不暖,有没有热水瓶,我们说一切都很好,比我们乡下的家好多了。邓伯伯说:“你们三个孩子在招待所的时候,好多话没有说,现在回家了,给我们摆一下。”过了一会,他站起身来说:“我今天给你们做饭吃。”正如毛毛在她的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所写:“父母尽可能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孩子们。父亲还亲自到厨房生火炒菜,给他们做米粉肉和醪糟鸡蛋吃。”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邓伯伯会炒菜,而且炒的菜那么香,那么好吃。那天晚上,我们很晚才吃饭,因为邓伯伯坚持要多做几个菜给我们吃。那天他蒸了一盆孩子们爱吃的糯米饭,是用小脸盆蒸的,分量很多,邓伯伯说:“你们尽管吃,今天吃不完,明天还可以吃嘛。”邓伯伯知道我们爱吃四川菜,还特意炒了放辣椒的回锅肉,说是四川人要吃回锅肉才算打牙祭。在饭桌上,邓林姐姐打开了话匣子,她的话非常幽默,特别是她学的四川腔,声调悠长,很有味道。邓伯伯一家人的欢笑,好像一阵春风,吹散了笼罩在我们心中的悲楚,他们的乐观精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这顿饭,让我们深深感到回家的温暖。

每逢佳节倍思亲。邓伯伯一家最思念的亲人,莫过于朴方。提到他,大家又开始担心和挂念。卓琳阿姨说,朴方在北京医院治腿,看样子是没法再走路了。我们告诉邓伯伯和卓琳阿姨,朴方哥哥1965年到四川农村参加社教运动时,住在峨眉山附近的乡下。母亲听说后,担心他冬天受冻,特意买了一床棉絮给他送去,父亲视察三线建设到峨眉山时,几次把朴方接到招待所吃饭。邓伯伯曾说过:“朴方大有我风。”朴方聪明好学,为人厚道,磊落大方。在朴方身上,邓伯伯和卓琳阿姨寄托了多少希望啊。

后来,邓伯伯还向我打听了一些江西农村的情况。刚好在此之前,我写过一份江西农村考察报告,我便把文章的主要内容讲给邓伯伯听。这份报告主要以唱凯公社为调查对象,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土地的分配和使用,农村阶层的变化,农村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农民生活存在的困难。邓伯伯认为,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很重要,农村要进步,还是要靠提高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他还说,农村的基础教育很重要,首先要从娃娃抓起。

我们在邓伯伯家住了五天,该回去了。离别的时候,我们真舍不得走。卓琳阿姨拉着我们的手,一再叮嘱说:“你们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累坏了。”她还说:“以后来南昌,到家里来啊。”我们的眼圈都红了,自从和父母别离后,好多年了,我们都没有听到过这样亲切的话语。我们多想有个家,一个温情的家,是邓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我们最孤单、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家庭般的温暖和安慰,令我们终身难忘。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同邓伯伯在江西的见面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历史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在我们心中,它永远是值得珍藏的一段回忆。(申再望)

(摘自《学习时报》)

(责编:赵亮、李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