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起用大约100年时间，分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2）
以上，邓小平着重论述的，还只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后两步，即从实现“小康”到达到中等发达的两大目标。这是整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主要部分。关于第一步目标，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曾经有着这样的表述：为了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实际上是把小康战略在步骤上分解为两步，即前十年和后十年。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较明确的谈话大致在1986年至1987年期间，是在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成就的概括基础上产生的，是对小康步骤的细化。他在1987年4月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的论述较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正是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比较完整地描绘了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100年间中华民族的宏伟蓝图。他说，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半年后，党的十三大以政治报告的形式，把从新中国成立起用大约100年时间，分三步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发展目标和步骤，明确规定下来。江泽民在评价这个发展战略时，也指出：这个战略目标，既不是急于求成，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符合我国实际，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李鹏在谈到邓小平设计的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时说：
“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这就是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也就是说，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然后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是按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这样就为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奋斗目标，有强大的凝聚力，有具体实现的目标，也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小平同志提出的这样一个三步走的战略方针，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也是高瞻远瞩的，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也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十多年来邓小平多次阐明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他为当代中国逐步摆脱贫穷所设计的一个战略步骤。
1992年春在南方视察时，他再次强调了这个政策的重要性：“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部分先富”政策是新时期调动人民劳动生产积极性，从物质生活极端贫困中走出来的光辉起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邓小平就针对扼杀人们劳动积极性、导致共同贫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提出过严厉批评。1978年12月，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可见，邓小平提出“部分先富”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谈到“部分先富”政策的正确性。1983年1月，他在同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984年2月，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1986年3月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他又重申了这个思想：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的这个亏。
正是在邓小平关于打破平均主义，提倡勤劳先富思想的指导和扶持下，以包产到户为基本形式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城市经济改革经过试点并全面铺开以后，创造了承包制、租赁制等新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出现了一批勤劳致富的带头人，凡是贯彻这个“大政策”比较好的地区，经济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事实证明，“部分先富”是一个成功的正确的政策。
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大力倡导和推动“部分先富”的政策，除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按劳分配”的原则有着深刻的理解之外，也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的。首先，中国经济呈现着极强的不平衡性。大致说来，发达程度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依次递减，沿江沿海地区基础好，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工商业较发达，一旦政策适宜，很快就可形成强劲优势。尤其是一些毗邻台、港、澳的地区，利用其地理便利和悠久的人员往来、海外贸易传统，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和一些优惠政策的扶持下，脱贫致富，在短短几年之间即可实现。而内陆，尤其是西北地区，由于各种条件所限，要使经济很快攀上新的水平、人民生活有较大的提高，还要有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所以，地区之间要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个有早有迟、有快有慢的长期过程；其次，在致富的主体即人的因素上，同样有着明显的差异。即使同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文化素质不同、劳动态度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对社会的贡献差别很大，按照按劳分配原则，领取的报酬也不能相等。这也决定了社会的各个成员之间不可能同步富裕。那些贡献大、产出多的劳动者，多得是应该的。现阶段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在不触犯法律的条件下，财富占有多少不同，生活富裕程度不同，这都是允许的。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所以，邓小平说：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