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把制度建设同改革相统一，强调通过改革推动和创新制度建设，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他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当重大历史关口，他都能做到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反对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表达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态度和信心，为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需要通过改革革除弊病。
坚定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前提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能否始终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关乎党、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邓小平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邓小平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战斗、工作了70多年。战争年代他参与了党为建立新中国的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又投身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巩固。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着透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他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他对我们的制度优势的方方面面做过大量阐释。
邓小平带领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同时从现实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遭遇各种干扰和冲击，特别是丑化、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想暗潮从未停止。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邓小平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不断排除干扰，直面冲击，坚持“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出坚如磐石的定力。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广大干部群众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思想渐趋活跃。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在反思和讨论历史错误的过程中，有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和悲观失望情绪。邓小平及时指出，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一定要大力纠正，彻底驳倒。为此，他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列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他还说，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但“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上世纪80年代，西方多种政治、社会、文化思潮利用我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这一时机，不断涌入并侵袭人们的思想。一些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迷失方向，丧失立场，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自由”，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他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出深刻分析。他认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他坚定地提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当重要历史关口，每当出现对社会主义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妨碍人们对未来作出正确判断和选择的时候，邓小平总是勇立船头，旗帜鲜明地表达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态度和信心，为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在改革开放的航程中，我们党成功应对各种思潮侵袭和挑战，坚定制度自信，任凭风吹浪打。得益于此，中国这艘巨轮，始终平稳地行驶在社会主义的正确航道上。
改革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力
坚定制度自信，绝不是说我们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他洞察到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弊端。对此，他毫不掩饰和回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视野和长远利益出发，深刻反思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实事求是，正视党和国家制度方面存在的弊端，大胆触动我国政治、经济制度问题上长期形成的禁区。邓小平毫不讳言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在指出制度方面存在的弊病和问题后，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思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
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向全党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制度建设的改革随即全面展开。
由于当时有些人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对改革这个新生事物不理解、不接受。比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等，与传统理论和观念大相径庭。有人担心这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只有从理论上破题，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才能够澄清种种疑虑、困惑和误解，把人们从旧的思想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今天我们回顾改革的历程，可总结的经验很多。从制度的角度看，邓小平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制度和方法之间的关系处理上的理论突破，对改革冲出传统观念藩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廓清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根本层面与基本层面的制度，也包括具体层面的制度。邓小平明确把这两个层面的制度加以区分。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具体制度，必须不断改革。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同时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关于廓清制度和方法之间的关系。邓小平从理论上冲破了以往固化的思维，明确界定了制度属性，把原来认为是属于制度范畴的方法之类的东西剥离出去，也就是把制度和方法加以区分。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好的，问题出在采取的建设模式和具体做法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手段和方法。他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改革的淬炼锻造中不断成形、完善，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又依据我国国情和发展水平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新形态。它适应了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彰显出独特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不断完善，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具体制度和体制也得以不断建立健全。这些独特优势，无疑大大坚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制度自信，让全社会焕发出极大的活力和创造力。这是中国能够快速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秘诀。
（摘自《党的文献》 姜淑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