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屹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中国经济特区孕育、诞生以及走过的蹒跚、坎坷而又坚定、奋进的道路上，烙刻着邓小平这位世纪伟人深邃关切的目光，高瞻远瞩的睿智和稳实的脚印。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邓小平南行的列车缓缓驶进了深圳车站，等候在这里的省、市领导快步迎了上去。88岁高龄的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出了车门。在时隔8年之后，他又一次踏上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这块热土，想亲眼考察一下特区建设试验的成果，验证一下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否正确。
“我们非常想念您！”这是邓小平到深圳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表达了广东人
民的心声。“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深圳市的领导说出了深圳特区人民的愿望。特区人民想念邓小平，邓小平也在心里惦记着特区人民和特区建设。刚刚踏上这片热土，他不顾旅途劳顿，在下榻处稍事休息后即提出要到处走走。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汽车在深圳街道缓缓行驶，小平同志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热闹繁荣的市场经济、熙熙攘攘的人群、纵横交错的宽阔公路替代了昔日的低矮房舍、水田鱼塘、静僻里市、羊肠小道时，十分高兴地同陪同人员侃侃而谈。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作出了响亮的回答：特区姓“社”不姓“资”！
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在邓小平的关怀和指导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特区的成长，倾注着他的心血，寄托着他的期望。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习仲勋、杨尚昆的工作汇报后，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谈起这一问题，三位老人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那块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当他们走出那个神秘的宝塔山，离开那条母乳似的延河水，大步挺进古都北京，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他们都曾发誓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解放了几十年，老边区依旧落后，甚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这怎能不令他们感慨万分呢。
不能再让人民这样生活下去了，不能再让人民失望。邓小平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让人民真正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他想
到了与广东隔河相望的港澳，何不像港澳一样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借鸡下蛋”呢？过去的延安，不就是以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吗？想到这里，他突然对习仲勋、杨尚昆等人说道：“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他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中央对特区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0年3月，中央正式将其定名为“经济特区”，从而使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大胆试验的阶段。
1980年8月，一批勇于“吃蟹”的创业者，经过一年的艰辛筹建，终于在这几个中国南部海边的小镇，点燃了喜庆的鞭炮，在噼噼啪啪的热闹爆竹声中，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破土诞生了。
1984年1月24日，距农历春节还有9天。紫荆在特区的路旁已绽开紫红色的花朵，象征吉祥喜庆的盆盆金橘摆上了特区人居室的阳台。在深圳特区诞生后第五个春节的这个中午，邓小平迈着轻快稳健的步伐，踏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这片热土。
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6号楼会议室里，听取了深圳市委的工作汇报。
深圳市的领导站在特区规划示意图前，心情激动地介绍着深圳特区的自然状况，五年来引进外资、基建工程进展的情况。他们说，几年来特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1982年工业产值为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
“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喽？”邓小平惊奇地问。
深圳市委书记回答说：“是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十倍多。”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听完汇报，邓小平又乘车参观了刚刚竣工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俯瞰着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他的面前，矗立着已经建成和正在施工的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他的目光移到马路对面正在施工的国贸大厦，这座后来被誉为“神州第一楼”、高53层的现代化建筑，此时正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升腾，创立了蜚声中外的“深圳速度”。邓小平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在深圳河畔的渔民村，一幢幢别墅似的楼房，使他看到了农村发展的希望；在深圳中航进出口公司，他看到了现代科技带来的繁荣；在蛇口工业区，他看到了深圳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外引内联的聪明战略。几天的实地考察，邓小平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旺盛生命力有了更直接的感受，更坚定了对外开放的信心。离开深圳到达广州，他欣然提笔，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短短的几行评语，书写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深圳特区人民艰苦创业成就的肯定。
在珠海、厦门，邓小平看到了同样兴旺发展的景象。他分别为它们题了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1984年2月中旬，邓小平结束了对深圳、珠海、厦门三特区的视察，返回北京。24日，他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谈话。他说，特区“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
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说着，他的神色开始严肃起来，“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他缓了口气，话题又落到深圳特区上来，“在深圳那里现在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搞，一个是建核电站，一个是吸引华侨投资办所大学。”“这样可以给我们培养一批人才。”
1984年，深圳尚处于初创、起步阶段。有人对它怀疑，有人对它非议。各种困难和阻力，挡在深圳刚刚抬起的脚步前，但深圳和深圳人是幸运的，邓小平在最关键时刻来到了他们面前，毫不犹豫地肯定了他们创业的成就，深圳不再为各种议论的纷扰而忐忑不安，更加大胆地放开手脚，实施借船出海，外引内联的宏伟计划。
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在肯定特区成就的同时，又及时提醒特区既要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又要小心谨慎，努力开拓新路子。1985年8月1日，北戴河清风习习，送来阵阵凉意。在一幢外表朴素、绿阴掩映的建筑物里，邓小平会见了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13次访华代表团。宾主在友好的气氛中，热烈讨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问题。邓小平满怀信心地向日本朋友介绍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态度。”他在与日本朋友的交谈中，再次为特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那就是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向外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