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传记是不好写的。因为他的经历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分不开，成就和进步分不开，曲折和问题也分不开。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和撰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在全国出版发行后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
2014年9月，在由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主办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暨《邓小平传(1904—1974)》座谈会上，《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两本著作的基本情况及相关的编写过程采访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闫建琪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杨胜群。
早期的重要思想论述
“《邓小平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是继《邓小平文选》之后又一部系统反映邓小平思想的综合性文集，是对《邓小平文选》的丰富和扩展。”闫建琪说，文集收入了1949年到1974年的文稿406篇，涉及的领域包括军事、外交、统战等等，都是文选没有收录的，大部分是第一次发表。
文集中关于如何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论述占有较大篇幅。在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总结了两条经验教训，一是经济工作就要按经济办法去搞，二是学会搞经济并不比学会搞革命容易，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两条经验今天也仍是这样。”闫建琪说。
关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阶段，邓小平说，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先进的。“但这个制度是新的，还有缺点，还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他在谈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时说：“如果认为我们现在的公社是共产主义的，那就要犯错误了。”“人民公社，现阶段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阶段，也应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些同志想搞共产主义，超阶段，这样做的地方都犯了错误，没有这样做的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按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就是超越了阶段。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对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赫鲁晓夫看得很短，我们认为应该是很长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很长的时期。”他说，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最终消灭这个差距，像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那样，“我看一百年也不行，要经过一二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几十年的努力。”邓小平这些谈话，表明他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和完善，像我们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发达起来，要经历一个很长的阶段。正是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后来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谈到民主问题，文集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1957年，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报告中说，大民主是用来对付敌对阶级的。我们不赞成在人民内部搞大民主，因为它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利，一搞大民主，生产下降了。
邓小平说，不要以为大民主就那么好，小民主就不过瘾，要过瘾，就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个大乱子，到时候再试试看。“‘文化大革命’就是所谓的大民主形式，不幸言中了他的这一预见。”闫建琪说。
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也是文集的一个重要部分。邓小平讲，党的建设就是要严，过去进行武装斗争，经过战争的考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有些人就产生了腐朽、蜕化的思想，这是我们要过的胜利关，这个关一定要过好。对于那些屡经教育不加改正的贪污腐化分子，一定要清理出去。
邓小平说，党的作风要坚持好，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现在出现一些贪图享受、铺张浪费的现象，是一个新兴国家很不健康的现象。现在不要以为全国胜利了，我们可以坐着享福了。目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苦，一条是垮，如果要享福就要垮，只能二取一。
他讲，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生命，是每一个党员必须遵守的原则。如果我们没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党的方针虽然符合群众利益，但是群众不会赞成拥护你。
“这本文集是一座思想宝库，不仅反映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经济建设的展开和各条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主张及贡献，实际上也反映了党的整个群体和我们整个中国人民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的伟大实践。”闫建琪说，“它也像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坦荡无私的内心世界。”
用史实说话，不回避党内思想斗争
一位当代著名史学家曾经说过，没有鲜明的爱憎、没有感情倾向，是写不出有血有肉的历史的。但是，怎么避免感情因素影响对人物的评价呢？《邓小平传》编写组成员始终坚持一条，尊重史实，用材料说话，真正做到执之有据。
杨胜群为本刊记者举例说，写1961年经济调整这一段时，编写组成员都记得邓小平当时在北京郊区农村调查公共食堂问题曾经说过“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这句话，便把它写上去了。
“这句话不是一般的话，反映了邓小平很重要的思想倾向。”杨胜群说，但到修改定稿时，却怎么也查不到这句话的确凿出处，于是编写组便准备忍痛割爱。“让人高兴的是，最后还是在一个县编的内部资料上找到了确凿的记载，终于把这句话保留了下来。”
尊重史实，用材料说话，也是克服人们固有成见的最好办法，杨胜群表示。比如，对于反右斗争，邓小平和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一样，认为是很必要的。但在反右斗争兴起之后，他明确地讲必须防止把右派分子划得过宽、过多，甚至警告“这个时候最容易犯简单粗暴的毛病，如果犯了这毛病，将来运动过后，我们就要作检讨”。
“坊间关于邓小平当时在中央一线岗位工作，整风反右他是具体组织、领导者之一，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他是主要责任者之一的说法，我们脑子里多多少少也有疑惑，但是，当我们沉到那些历史档案里去之后，发现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啊！”杨胜群感慨道。
邓小平的一生经历了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党内思想斗争，“三落三起”的人生经历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党内思想斗争、党内矛盾的色彩。这部传记将他放在一系列党内思想斗争中，深入考察揭示了他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特别是对这一时期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所取得的思想认识成果作了清晰梳理。
比如，他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要不断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应该不拘一格；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哪种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选择哪种生产关系；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政策“要让农民富起来”，等等。
“如果回避党内思想斗争和党内矛盾，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就写不出来。如果不写出邓小平的思想，那还叫什么邓小平传？”杨胜群说。
深入精神世界，展现感情生活
“邓小平的伟大当然体现在他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上，但从深层次来讲，更体现在他那些独到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品格上。”杨胜群说，比如，在人们的心目中，邓小平可以说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化身。但他的这一思想品格绝不是到后来才有的，是他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长期艰苦锤炼的结果。
再如，邓小平的一生是勇挑重担的一生，担当精神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解放战争时期，他和刘伯承率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稍有闪失即前功尽弃。多少年后邓小平还回忆说，过黄泛区前，“听黄河的水要来，我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担当精神还表现在他敢于承担工作中的错误。对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后来邓小平诚恳地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邓小平的品格风范，不仅表现在他一生所做的多少大事上，也表现在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上。”杨胜群说，比如，在大别山，到了深冬季节，邓小平同普通战士一样穿着单衣。身边工作人员让军需处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衣，请敢讲话的陈赓去劝他把旧棉衣换下来，但还是挨了他的剋，让人将新棉衣送给了战士穿。
在滴水成冰的天气，警卫员找来点稻草要烧火给他烤烤写文件的手，他却让人赶快把稻草还给老百姓。“大别山穷，大别山人民穷，他不忍心动用老百姓的一根稻草！”
此外，这部传记花了一定的篇幅讲述邓小平的个人情感历程，包括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前后与家人的关系，先后三次婚恋，家里添丁添口，特别是他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后的家庭生活，等等。
“我们主观上有一种意识，既要揭示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的崇高精神世界，又要反映他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让人们看到一个归真返璞的邓小平，一个回归社会底层的邓小平，一个作为丈夫的邓小平，一个作为父亲的邓小平。”杨胜群说。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铸就伟大人物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概括了邓小平信念坚定、热爱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战略思维、坦荡无私这六大崇高风范。“编撰出版《邓小平传》的最大意义，就是能够帮助人们学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在《邓小平传(1904—1974)》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这六大崇高风范在他的人生练历中是如何形成的。”（张程程 袁元）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