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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瞭望》

2018年07月25日07:38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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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纪事”一鸣惊人:“小平支持我们”

《瞭望》的同志们对小平同志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份创办于1981年的刊物,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他的支持与关心。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冯健回忆说:

那是1981年初,新华社决定创办《瞭望》月刊(现在《瞭望》新闻周刊的前身),并计划在创刊号上撰写一篇特稿,报道中央领导同志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全国人民幸福生活运筹帷幄、日夜操劳的工作情景,以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同心同德干“四化”。

这个重大选题是新华社党组下决心定下来的。经过10天紧张的采访,我们搜集了大量生动感人的重要材料。在向新华社领导汇报后,社党组认为,这些材料十分重要,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当即决定修改原来的计划,在《瞭望》杂志上开辟一个专栏,把所得材料分篇整理,陆续发表。

经过《瞭望》编辑部讨论并经新华社领导同意,这就是《瞭望》杂志创刊号上开辟的“中南海纪事”专栏。开辟专栏,报道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情况,这在新中国的新闻史上还不曾有过先例。于是,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专门为此写了一个报告,把《瞭望》杂志开办“中南海纪事”专栏的计划、这个专栏的第一批选题以及专栏的第一篇文稿《中南海的春天》,一并送呈中央领导同志。报告送出后,大家还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个计划能否被批准。

结果令我们喜出望外,穆青的报告在3月25日送出,日理万机的小平同志在第二天即3月26日,就圈阅了这个报告,批复:“可以。”

报告被迅速批复,使编辑部全体同志深感鼓舞,大家欢呼雀跃,互相转告:“小平同志批准了!”“小平同志支持我们!”

《中南海的春天》随着“中南海纪事”专栏,在《瞭望》创刊号上同读者见面了。创刊号正式出版前四天即4月16日,新华社提前向国内外全文播发并详细摘发了这篇6000多字的通讯。4月17日,全国30多家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报纸全文刊登了这篇通讯,4月16日和17日,香港、澳门的华文报纸,世界各大通讯社,都转发了这篇通讯的内容。

按照计划,《瞭望》杂志在“中南海纪事”专栏连续发表了第一批的三篇文稿:《中南海的春天》《心里装着八亿农民》《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这些文章经多家新闻媒体转发,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瞭望》前任总编辑陈大斌说,在“中南海纪事”之前,外界对中央的事情不了解,感觉很神秘。《瞭望》把这个窗户打开了,大家看到了中南海里面的一些事情,用一鸣惊人形容不过分。“中南海纪事”代表了高层信息的开放,邓小平同志批准开办这个栏目并公开发表,这是新闻界的一个改革。

《邓小平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份特别的寿礼

《邓小平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是首先发表在《瞭望》上的邓小平同志关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谈及这篇报道的发表经过,《瞭望》筹办者之一、原副总编辑刘野同志说,此稿的内容是朱敏之采访回来后向我汇报的。我马上跟她说要尽快将材料整理出来,送审看能不能发表。小平同志表示只要核实内容无误,他自己就不看了,可以发表。于是这篇文章就在《瞭望》上发表出来了。

朱敏之回忆说,1984年6月30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会见日中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会见中,日本朋友请小平同志解释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高兴地、比较系统地作了回答。由于我是外事记者,所以被允许旁听了谈话。我将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下来整理成了《邓小平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发表在新华社《瞭望》杂志上,那是国内首次披露邓小平同志关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后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为了编辑《邓小平文选》,寻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首先发表的出处,在《瞭望》找到我,根据我的采访记录核实了文章中的一些内容。经过修改,此文后来被选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刘野同志回溯这件往事时说,小平同志会见日本朋友是在6月30日,而《瞭望》发表这篇谈话却是8月20日,这对于新闻周刊来说,似乎是不应当的。但是,这当中有编辑部同志的一番心意。因为这一年的8月22日是小平同志的80寿辰。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规定,是不准为领导人祝寿的。我们特意选定临近小平同志寿辰的这一期发表他的这篇重要讲话,是想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寄托对他的良好祝愿。

《瞭望》原总编辑李耐因说,那时新华社可以参看外交电报和外交文件,记录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谈话。其中,《瞭望》首先发表了邓小平与日本友人关于“一国两制”内容的谈话和关于中国军队百万大裁军的谈话。我们发现了这些重要讲话,就与邓小平同志当时的秘书王瑞林联系,由邓力群同志审定发表。

“我看可以吧!”

邓小平同志运筹帷幄的非凡智慧,在中国新时期发展战略决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本刊老记者、《运筹帷幄,决胜未来》(刊于1984年第41期《瞭望》“中南海纪事”专栏)一文的作者顾迈南同志回忆起来,心情依然难以平静。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那是1977年的初秋,全国科学界沉浸在百废待兴的兴奋和喜悦之中,都摩拳擦掌地准备收拾仪器设备,大干一番。但是,仍有许多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未能澄清,一些人余悸尚存,徘徊观望。

就在这时,国务院通知召开科学家和教授座谈会。邓小平来到科学家和教授们中间,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天天准时到人民大会堂,倾听科学家和教授们倾诉“四人帮”迫害之苦,倾听大家为拨乱反正献计献策。这就是著名的“8·8座谈会”。这也是我们采写《运筹帷幄,决胜未来》这篇通讯的背景和由来。我有幸参加了“8·8座谈会”。

那年,邓小平同志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依然精神矍铄。他身穿普通的便装、布鞋,笑容可掬地出现在科学家和教授们中间,和大家亲切握手。座谈会召开期间,每天上午和下午,邓小平同志由女儿邓楠陪同,准时到人民大会堂听取科学家和教授们汇报,并不时地插话。当科学家和教授们谈到“文革”中,“四人帮”无知地宣称“科学技术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时,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不是什么“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当科学家和教授们谈到“四人帮”把科学和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都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时,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科学和教育工作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谈到关于调动积极性问题时,邓小平说: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教育工作的待遇应当同科研人员相同……讲按劳分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有好多具体问题要研究解决。这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接着,1978年3月18日,小平同志又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确定了发展科技教育的一系列重大方针。

最难忘的是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小平同志曾两次为我审稿。有一天午后,我拿着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报告摘要,去找方毅副总理审阅,他正急匆匆地走向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休息厅,一面走,一面对我说:“走,跟我一起去找邓副主席看稿!”

来到休息厅,方毅同志大声地对小平同志说:“邓副主席,这是新华社的小顾同志,她把您的报告写了个摘要,我念给您听听……”

服务员见小平同志和方毅同志站着谈话,便搬来了椅子,小平同志摆摆手说:“不坐了,坐了很久了,就站着吧!”“新华社XX电:邓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报告摘要……邓副主席说……”随后,方毅同志便精神抖擞地大声念了起来,几千字的报告摘要,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最后,小平同志说了句:“我看可以吧!”稿件就这样播发了。

全国科学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邓小平同志在闭幕的茶话会上,即席讲话。我根据自己的记录,随即把讲话写进了新闻里,在会上找到小平同志读给他听,请他审阅。小平同志停下和科学家的谈话,也是站着听我把稿件读完的。他说:“我看可以吧!”

短短几次接触,使我对这位伟人的平易近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也是后来萌发了写那篇通讯的缘由。通讯在《瞭望》周刊发表并由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后,在科学和教育界反响较大,许多科学和教育报刊全文转载,一些科研和教育单位还作为学习文件。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责编:赵亮、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