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后人们才知道，1979年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自下而上由农村到城市逐步推进的。改革给中国大地带来了生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矛盾和困惑。改革越深入，越向我们提出更多的问题和更高的要求，改革究竟要走向何方？改革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
改革之际，邓小平就给了人们一个基本的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们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在改革之初，我们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十分清楚的。改革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探求的过程，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而且荆棘丛生，充满了“雷区”“禁区”。但是，不改革没有出路，我们只能“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去寻找新的目标模式。
改革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我们回避不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传统的观念统治了我们几十年，改革每遇到这个问题，就令人们望而却步，步履维艰。
不破，不立；不告别过去，就不能走向未来。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当改革的实践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商品经济的大潮时，我们开始醒悟，走出传统观念所造成的思想误区，才能拥有一片蔚蓝的天空。
在经过十多年的艰辛探索之后，我们终于认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这一目标模式被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随之又被载入《党章》和《宪法》，从而成为全党的共识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
这一目标模式的选择来之不易。
19世纪末，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1906年，列宁就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基本制度。十月革命后，俄共（布）曾一度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这种特殊历史时期准备“直接过渡”，“消灭货币”。列宁之后，在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其特征是排斥商品流通，否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的调节作用，拒绝利用市场机制，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通过实物分配方法来管理经济。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搞社会主义只能实行指令性的高度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接受了苏联的经济理论，照搬了苏联的经济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急促完成之后，计划经济开始支配着中国的整个经济生活。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战时共产主义保障体制，传统的计划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对于保证国家利用强制力量集中资源从事大型项目建设，超前达到部分工业化目标，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实绩。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和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国有制为追求目标，搞“一大二公”，排斥或限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遏制竞争，使经济难以搞活；以平均主义为分配方针，抵制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行政的、指令的、直接的管理，政企不分，投入高，产出低等。这些，严重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我们党曾有所认识。陈云在二十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注意市场调节问题。毛泽东在“八大”前后也曾考虑过只要社会有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些“资本主义”，并对“权力过分集中”提出过批评。但是，由于不能突破传统的教条和模式，在“左”的指导思想不断干扰下，我们始终走的是一条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的计划经济的道路，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逐渐失去了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事业的发展，我国实际已经逐步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也勇敢地探索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邓小平对创立这个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之初，我们党就开始意识到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不足。1978年7月至9月间，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经济学家就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的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孙冶方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搞活流通，等等。在这次会议上，李先念明确说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提法。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又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1979年3月，陈云指出：几十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随后，我们党开始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认识，并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和十二大所确认。相对于排斥市场调节的完全的计划经济观念而言，确认市场调节的作用，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这样的本质性问题，十几年后人们才知道，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曾做了回答。
1997年，《百年潮》杂志刊印了邓小平1978年12月初为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亲拟的手写提纲。这份珍贵的手稿中有这样一条：“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显然，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有了市场经济思想的酝酿。（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