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场试验。判断的标准：三个有利于（2）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
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向客人介绍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他说：
“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
谈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时，他指出：“城市改革比农村更复杂，而且有风险。我们经验不足。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当然小错误、中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
改革越深入，步子越大，困难就越多，风险也就越大。每临关键时刻，邓小平总是激励全党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他常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改革的艰难，强调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改革是很艰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方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他不断地向人们提出，要解放思想，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抓住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敢于试验，勇于实践。同时，他还反复告诫人们，在改革的试验中，既要大胆又要慎重，不能盲目蛮干，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又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
面对深化改革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加之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国际大气候的影响，许多人，甚至有不少领导干部在我们的改革问题上也疑虑重重，忧心忡忡，在改革开放中思想不解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了。
在这关键性的时刻，邓小平又说话了。
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重申了一个指导改革的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原则：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改革大潮冲击着传统的经济体制，更冲击着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伴随着改革开放，许许多多原来被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姓“社”还是姓“资”。
从改革开放开始，改革每向前走一步，每一项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的提出，每一重大理论观点的突破，几乎都会遇到姓“社”还是姓“资”这一令人胆怵的问题。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举了两个例子：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
邓小平总结了集中反映在这两件事情上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由此来说明，改革开放要迈开步子，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僵化观念，大胆地去闯，去试验。
改革开放要迈开步子，要取得成功，不能靠本本，本本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而是要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判断改革的是非得失，衡量我们各项工作的正确与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一个根本的、科学的标准：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实际上就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关部门在编辑《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时，针对邓小平60年代说的这句话在社会上的不同演绎和看法，以及为解决这个问题，曾请薄一波询问邓小平的看法。
邓小平的回答是：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978年9月，在视察东北时，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1980年5月，在会见几内亚客人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1983年1月，在同宋平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观点，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写道：“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形成了，它是基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而提出的一个实践标准和理论标准。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试验中，按照这一标准去判断改革的是非得失，衡量各项工作的正确与否，对于我们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驱除姓“社”姓“资”问题上的阴霾，大胆试验，努力探索，勇于创新，开拓前进，具有重要意义。（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