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
1992年，中国的历史又进入一个关键时刻。
面对着风云变幻的世界大势和治理整顿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遇到的种种难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路子怎么走，持续了十多年的改革能不能深化下去，中国能不能把握住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大发展的良好机遇？世界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国面临着考验。
这一年刚开始，邓小平就迈开了步伐，去了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全国人民思想再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再大一点，建设的步伐再快一点，千万不要丧失发展中国的大好时机。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科学的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对于改革的性质、意义和任务，以及改革和革命的关系，邓小平再次作了明确的阐述：“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邓小平的谈话，回答了人们对改革认识上的种种疑虑，再一次说明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道理，解决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具有极大的启迪。
改革是一场试验。判断的标准：三个有利于
1986年11月，被称为美国证券大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率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范尔霖来北京前就有一个愿望：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见面，并给邓小平带了两件特殊的礼物。
范尔霖如愿以偿。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
会见中，范尔霖表示，美国的企业界和金融界对到中国投资很感兴趣，愿同中国的金融界加强合作。邓小平说，美国在投资方面有足够的知识，但还要看是否有勇气。
范尔霖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送给邓小平。他告诉邓小平，佩戴这枚证章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通行无阻。同时，他还送给邓小平一本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
从当天的电视新闻中，人们看到邓小平也向范尔霖赠送了一份小礼物。邓小平送给客人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当时国内的新闻并没有报道，而国际新闻媒介却异常重视。日本的《朝日新闻》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评论，称邓小平此举是中国将推行股份制的一个信号。因为邓送给范尔霖的是刚刚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新中国第一份股票——飞乐股票。
精明的“证券大王”拿到邓小平送的这张面值只有5元人民币的股票，立即改变原定行程，专门去了一趟上海，到改革开放中第一个出现的证券交易所办理了正式转让手续。
股票，有人说它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象征，这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里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独有的东西。邓小平选择将中国自己发行的股票送给范尔霖，其意义非同小可。
一个月后，邓小平在一次听取经济情况的汇报时，对金融改革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指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他又专门谈到了证券、股票这些东西能不能搞的问题。他说：“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他对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邓小平的谈话，推动了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促进了我国证券、股票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然而，股票、证券毕竟远离我们的生活时间太长了，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证券市场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股市极强的投机性，若管理控制不好，会引发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是不是因为存在着诸如投机性等问题，证券市场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再次对这个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发表了看法。他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这些话，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培育发展和宏观管理指明了方向。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是邓小平在指导改革开放实践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原则。股票、证券只是改革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一部分，是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个试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试验，是一场前人没有过的伟大试验。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照搬，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经验可借鉴，只能靠自己去试验，去探索，去创造。既然是试验，邓小平始终这样提醒人们：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是有点风险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总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他又坚定地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
改革涉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每走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邓小平提出的方针是：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农村改革取得经验和成功后，邓小平及时指导我们党把改革的重点转到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上来。他清醒地看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把经济体制改革称为我们“最大的试验”。
这场“最大的试验”的确不是一帆风顺的。1984年10月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仅半年时间，社会经济生活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物价上涨快了一些，基本建设投资大了一些。对此，社会上和党内开始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议论，但邓小平心里是踏实的。（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