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3）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改革的精神，中共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了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步骤作了原则规定。会议确定：鉴于最近几年来，国民经济将以调整为中心，城市改革只能在局部领域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搞好试点。改革的重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企业的活力，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要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管理经济的积极性。对行政机构要实行精简，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会后，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组织一批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专门调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负责提出有关改革的方案。这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为内容，逐步在局部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在此之前，作为城市经济改革先行者的四川省，早在1978年10月，就在重庆钢铁公司等6个企业进行了试点。试点从发动群众讨论增产节约计划入手，确定在增产增收的基础上，企业可提取一些利润留成，职工个人可获得一定的奖金。这一做法，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仅一个季度就收到较好的效果。
1978年底，四川省委省政府总结了6个试点企业的经验，经过反复酝酿，制定了责、权、利相结合的14条试点办法，除明确规定企业对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外，还正式提出，企业享有增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或承接来料加工，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实行利润留成和提取企业基金，不需要上级批准，可以提拔中层干部，可以销售商业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和试销新产品等方面的权力。
四川省对企业采取这些放权让利的措施，其基本出发点，是考虑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改掉“一个哨子”（指克服农业生产经营权集中到生产队长、农户无权的情况），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应先行解开“一条绳子”（指解开捆绑企业手脚的绳索），让企业有经营自主权，调动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在经济领域必须冲破“凡是论”的观点，即“凡是过去形成的体制都不能动，凡是延续多年的运行机制都照搬”，改变企业“怕活不怕死”，对商品烦多（仓库不足，不知往哪里销售）不烦少的现象，放开手脚搞改革。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该省到1979年8月，迅速将扩权试点企业发展到100个，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这100个试点企业的考察，1979年头八个月的产值和实现利润，分别比1978年同期增长了14.1%和21.8%。同全省其他非试点企业相比，平均增长幅度更是高出39.3%和一倍以上。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的增加，也都比一般企业好。
1979年5月25日，国家经委等6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在京、津、沪3市的8个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确定在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改革的试点。《通知》提出，改革企业管理，首先必须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主管部门要在当年内对企业实行“五定”，即把产品方向、生产规模、燃料动力和主要原材料来源以及协作关系尽快定下来；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要由企业主管部门综合平衡、统一安排等，共11项规定。通过试点，对于调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这些先进单位的带动下，许多地方和部门管辖的企业，也依照8个试点企业和四川省的经验，自定办法进行试点。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统一各地的试点工作，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又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方法的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等5个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以指导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
这些措施，对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1979年底，全国试点企业发展到4200个；到1980年6月，又发展到6600个。这6600个大中型试点企业，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通过扩权试点，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和独立的经济利益，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单位，企业开始重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普遍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和竞争观念。企业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利润也大幅度增加。如广州市试行扩大自主权的34个企业，1980年1月至5月，工业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7.7%，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21.9%。吉林市在实行新的财政包干制和扩大了某些企业的自主权后，1980年1月至5月，市一级工业企业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2.1%，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多。随着企业有了部分产品的销售权，市场调节作用开始得到发挥。1980年以后，由于破除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老框框，允许企业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在市场上出售，使城乡经济更加活跃。
在推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又相继开始了商业流通体制、外贸管理体制、财政税收体制等方面体制改革的试点和尝试，并选择一些中小城市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验。这些试验和尝试，为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随着农村改革获得成功，城市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的改革试验取得良好效果，特别是随着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邓小平在党内的决策地位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从党的十二大起，中国的改革开始了向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国改革的转移。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985年3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第六次来华访问的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
会见进行了80分钟，邓小平同二阶堂进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
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邓小平对客人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使用“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鲜明、准确的文字和概念。同一时期，邓小平类似的提法也很多。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指出：“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
邓小平把改革与革命相提并论，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行的改革实践的高度评价，是对改革的目的、性质、作用的科学揭示，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克服和校正人们对改革认识的种种疑虑和偏差，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