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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邓小平(59)

2018年07月10日09:05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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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2)

  可惜的是,由于受到1957年“反右”,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的冲击,这次以改革高度集权式管理体制为初衷的尝试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分级管理、逐步下放,变成了在限期内将许多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和经济管理权力大规模地、不适当地下放到省、市、区,直到基层人民公社一级。结果导致了经济计划失控,工业生产秩序混乱的局面,以致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又大规模地回收权力。此后,虽然国家又对经济体制进行过几次改革的尝试,但都是在“放权”与“收权”的范围内打圈子,要么由中央管,要么由地方管,要么双重管,最终形成了一种“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的恶性循环,高度集权式的计划体制的内在弊端没有消除,生产力的发展依然受到限制。固然,这主要是指导思想而不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过错,但这也清楚地表明,必须对这种高度集权式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才能彻底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企业整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对企业在责任制等体制方面的问题进行整顿。这年5月21日,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问题座谈会文件时,邓小平指出: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有管理问题,也有体制问题。那时,邓小平就想从扩大企业权力和加强责任制两个方面入手解决体制上的问题。但是,由于全面整顿的中止,这种尝试也停止了。

  粉碎“四人帮”后,这个问题才重新被提了出来。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前,在成都听取中共四川省委工作汇报时指出: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1978年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应该改革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内外贸体制,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组织、科研组织、教育组织和管理组织。

  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会议上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在提交给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对经济战线提出了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要求,其中第二个转变,就是要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对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关于改革的主要目标,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认为,首先必须改革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计划是龙头,它不改革,别的体制就不好改。现在的计划体制统得过死,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不计经济效果,吃“大锅饭”。管理体制也不合理,制度繁琐。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严重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必须下决心改革。

  改革究竟从何处着手呢?许多同志提出,首先应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现在企业普遍反映苦得很,“婆婆”多,负担太重,精力分散,权力太小,办事困难。尤其是经济权力太小,搞个1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都得经过上级管理部门的批准,这怎么能有积极性呢?应当按照改革的精神,尽快下放经济管理权,减少层次,简化手续,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体制改革的关键。

  还有的同志认为:现在一方面是计划管得过细、统得过死,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因此,在下放权力的时候,必须注意克服分散主义的倾向,该放的放,该管的要管住。计划管理不能没有,关键是要符合经济规律。

  有的同志建议: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一方面扩大企业权力,使企业的领导和职工在关心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关心自己工厂的产品,即不仅关心自己的福利,而且关心企业的积累,关心企业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使各省、市、区都能有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步,按照方便生产、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进行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讲话和谈话中,比较详细地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构想。他认为,首先,必须发扬经济民主,扩大地方和基层经济单位的自主权。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以助于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即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其次,必须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做到职责分明,赏罚分明,以便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一是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做到权力到人,各司其职;二是关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用人的主要政治标准,就是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三是严格考核,根据工作成绩实行赏罚升降,而且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再次,必须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既向懂行的人学习,也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这方面,可以先从局部做起,逐步推开。上级领导部门应该允许和鼓励这种试验。邓小平强调指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工作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工作。离开了这个主要的内容,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这些建议和设想,成为我们党实施改革开放战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高屹)

  (未完待续)

(责编:赵亮、李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