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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邓小平(58)

2018年07月06日14:38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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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2)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提出了对乡镇企业“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

  1987年5月,中央政治局通过《把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指出了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干预过多的现象,提出:“乡镇企业自主权应受到尊重,同级政府不应过多干涉”;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乡镇企业各种所有制形式和对私人企业的政策,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农村各类自营专业户、个体经营者要实行长期稳定方针,保护其正当经营和合法权益。”

  一份份红头文件,带着党的温暖,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各个村镇角落,滋润着广大农民的心田,从而鼓起了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阵阵热浪。

  1987年底,全国乡镇企业数量已达到1750万个;个体企业1473万余个,从业人员已达8803万余人,从业劳力占全部农村劳力的22.6%。

  乡镇企业的发展给我国工业生产带来了巨大活力,成了我国经济腾飞的又一重要动力。1987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已达4764亿元,其中工业企业产值为3244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3.5%。这就是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每4元钱就有近1元钱是由乡镇工业创造的,而它所用的时间仅仅10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1987年6月12日,沐浴着金色阳光的人民大会堂,传出阵阵欢声笑语。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向南斯拉夫客人详细阐述了我国改革的由来、过程和目的。当谈到农村改革时,他感慨道:“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邓小平对于群众的创造大力支持,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是他务实的一贯原则。

  乡镇企业的发展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希望。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正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中国农村发展的这一新的变化。这是一种领导世界发展潮流的新趋势,这种趋势意味着我们可以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那条老路不仅不能振兴中国农村,搞不好,甚至会给中国的农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把8亿农村人口的希望单纯寄托在发展城市工业,由城市工业来吸收农村劳力以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西方一些有眼光的经济学家经常呼喊“把工业带进农村”的口号,但他们没有成功。中国的乡镇企业则神奇地实现了工业向乡村的转移,完成了“离土不离乡”农业劳动力结构的重新调整。

  乡镇企业,正以它神奇的魔力改变着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并为整个农村实现现代化展现出一片耀眼的曙光。

  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首先开始的。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开始启动,并在探索中逐步深入。城市改革是以扩大地方权力,特别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开端的。

  1978年9月18日,鞍钢人不会忘记,这一天,邓小平来到这里,就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问题,向鞍山市和鞍山钢铁公司的负责人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出,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城市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主要就是沿着邓小平这样的思路进行的。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经过3年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我国初步建立了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苏联的经验,然而更主要的,它是从解放初期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出发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然而,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扩展,这种体制的问题和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了。全国的经济活动都纳入中央的计划,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由中央各有关部门统管,地方和企业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这既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助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

  很显然,对这种高度集权式的体制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事实上,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已觉察到这一体制的内在弊端,开始考虑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1955年11月16日,在中央召开的全省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就强调说:“经济工作要统一,但要分级管理,要在统一计划下各省负责。”他认为:“层层负责有好处,但要避免形成无数个独立王国。”1956年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和《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主张给地方,特别是给企业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一点利益,使其在发展经济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些论述实际上是从理论上开了尝试改革我国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先河。这一时期,周恩来、刘少奇和陈云等都对解决经济体制问题作过很多论述。例如,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就概括和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制格局。党中央还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五人领导小组,专门负责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高屹)

 (未完待续)

(责编:赵亮、李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