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关于执政党自身建设，报告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面临着新的考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邓小平历来强调制度治党的必要性。他痛感制度缺失和制度失效的严重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回顾党的历史，邓小平指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这一概括实际上强调，纵观党的历史，凡是制度治党坚持比较好的时期，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取得巨大成功，忽视制度治党的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往往陷入低谷。因此，邓小平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党的制度建设，对制度治党作了深入思考，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历史镜鉴。（记者 武娟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