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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邓小平(54)

2018年06月29日10:03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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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万里心里有了底(2)

  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指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此,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全会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从实际出发,按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群众利益办事,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由此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25项政策措施。全会还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提出了恢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的问题,但并不是说通过这次会议,改革开放的问题就解决得很透彻了。

  尤其是关于农村改革,会议通过的文件还特别写明“不许搞包产到户”。这个问题是以后才逐步突破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己先搞起来的,是农民自己的创造。

  总之,问题的核心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行生产责任制。

  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是带有巧合的色彩。就在中国高层酝酿改革的同时,下层已开始悄悄行动。

  1978年秋,安徽省发生了100多年来罕见的特大旱灾,全省许多地区水库干涸、河水断流,受灾面积达到6000多万亩,有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土地干裂,秋种无法进行。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度荒”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种麦种菜,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

  在借地的基础上,肥西县山南公社在全省首先闯开禁区,搞了包产到户。1978年底,山南1006个生产队有77.3%的队实行包产到户。

  肥西山南包产到户,既不合党的决议,也不合宪法。但农业生产呈现好形势,麦子长得很好。当时的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看后,表扬了他们,说你们就这样干吧。

  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的情况,触及了很多人的神经,也引来了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领导层的争论。对于信守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的人来说,“包干”这一举动,无异于掀起了一场滔天的巨浪,暴露了所谓资本主义苗头在农村再度抬头,因而提出了不少的指责。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讨论,两种不同意见非常尖锐,产生了“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当时,万里等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则在观望。面对重重阻力,万里感慨: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专门找陈云商量,说我那里已经搞起来了,怎么办?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以后,万里又同邓小平讲,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完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

  有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万里心里有了底。就在肥西包产到户的同时,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在副队长严宏昌的带动下,冒着挨批、挨斗、坐牢的风险,决定分田,包干到户。他们立下字据: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18户21个在场的人含着眼泪在契约上摁了手印。“契约”翻开了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新的一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的农业生产体制开始形成。

  1979年夏天,万里专程来到凤阳。此时,小岗人分田之事已惊动县上。万里来后,当时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万里汇报县里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谈到小岗生产队暗地包干到户。万里问,包干到户怎么样?陈庭元说,到户当然好了,粮食产量由3万多斤一下搞到12万斤。万里说,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嘛!翻不了天,就让它干去。

  至此,小岗生产队的包干到户总算有了肯定。但当时的县里还是规定,只能小岗生产队干,别的队无论如何不能干。虽然县里有规定,但就在1979年底,小岗生产队所在的梨园公社还是都搞了包干到户。

  包干到户,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新体制,在广大农民的推动下终于走上历史舞台。

  农村改革步履维艰,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已开始在中国农村实行。虽然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增长,但它毕竟是离经叛道的,因而必定遭到某些人的反对。农村改革步履维艰。

  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云南、广东等省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并开辟专栏讨论“大包干”的做法,随之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继续维持原来的农业生产制,还是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3月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甘肃省一位叫张浩的基层干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信中认为:“作业组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像上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组,已不是作业组,而是有点像一级核算单位了。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肯定,不能随便变更。”《人民日报》还特地加了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实际上,这篇“来信”及编者按反映了党内外及社会上一部分人一个相当大的疑虑,这就是“大包干”会不会离开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有人认为,这是中央的新精神。还有人说:“三中全会的精神偏了,该纠正了。”由此,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思想混乱,一些地方停止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推行,严重地影响了生产。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中央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时,专门讲了农业问题。他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产贫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总之,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在同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时,再次谈到了农业问题。他说: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问题上,政策应该更加放宽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多年来调进粮食,现在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高屹) (未完待续)

(责编:赵亮、李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