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屹
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结束
为了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历史经验，为一心一意搞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用了一年多时间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数量不多，而关于历史问题的重要决议，并且产生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决议，迄今为止，只有如下两个：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两个决议间隔近四十年。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历史沉淀，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
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主持、任弼时具体负责组织下起草的；
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是在邓小平等主持下起草的。
两个决议的起草、修改直至定稿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解决了自己面临的历史难题，从而把党和人民引向未来。
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评价毛泽东：“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关于评价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于评价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很明显，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一个比一个全面、准确。笔者之所以大段地摘引这两个著名决议中的字句，在于使我们通过比较，看到这两个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科学性，了解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是怎样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
那么，由邓小平等主持起草、讨论、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是怎样的呢？了解这些，对于我们学习邓小平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是极为有益的。
应该说，1980年8月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中国之行，决非偶然，她以一个职业记者的敏感意识，确实捕捉到了发生在当年中共中央决定科学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工作信息。而邓小平与她的长谈，也决非是他的应急之作，确确实实是他几个月来在领导起草决议工作中，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周密思考的结果。
1980年初，由胡乔木负责的决议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决议”提纲。邓小平看后，觉得提纲铺得太宽，认为这个决议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述，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写好决议是本年中的两件大事之一。
于是，3月19日，他找来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自己的指导性意见。邓小平提出：“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他加重语气说：“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在座的其他人都清楚，对毛泽东主席怎样评价，对毛泽东思想如何坚持和发展，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1977年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之时就涉及了。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为我党历史上这起最大的冤案昭雪。决定传达下去后，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有的人认为给刘少奇平反“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很显然，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的思想。
邓小平和其他在座的人都意识到：对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可见，准确地拿出一个举足轻重的“说法”来，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
但是，即使再困难，也要去做。这就需要有个决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使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向前看。那么，“决议”怎样写毛泽东思想呢？
邓小平显然已经深思熟虑。他说：“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
他把目光从在座同志的脸上移开，平视着窗外，思绪回到了过去：
“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