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世纪伟人邓小平的名字，不仅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也和三秦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万里艰辛赴三秦培育革命栋梁材
1926年11月28日，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入陕，会同杨虎城、李虎臣领导的陕军，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于年底在陕西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力量，适应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共组织先后派出许多共产党人来到陕西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底，那时还叫“邓希贤”的邓小平，奉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提前结业前往西安。乘火车、坐汽车、骑骆驼、跨战马，万里艰辛，邓小平终于在第二年阳春三月抵达西安。
刚到西安不久的邓小平，担任了素有“西北黄埔”之称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邓小平除负责做政治工作外，兼讲政治课，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等。据当年的一些党员回忆说，年仅23岁的邓小平知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幽默，不停地打着手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学员讲解革命道理。深奥的道理经他用历史典故和浅显的比喻讲出，学员一听就懂。
在这期间，邓小平除了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从事革命活动外，他的足迹遍布西安各地。“红城”广场、中山学院、西北军官学校、省立一中、陕西青年社等都是他常去的地方。
如今的西安庙后街小学，当年是陕西青年社和陕西省学联会的办公地。1927年5月18日，陕西青年社在这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19日邓小平应邀作《苏俄之近况》的报告。他的报告有声有色，极富鼓动性，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他有力地挥动着右臂，号召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使与会青年深受鼓舞。
1927年6月底，邓小平随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国民军联军离开西安，东征中原，进行北伐。冯玉祥“清党”后，邓小平由潼关辗转来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参加了中央在武汉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
为民族独立解放四进四出延安城
1935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边陲吴起镇，随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切尾巴”战斗。10月下旬，邓小平随部队来到甘泉县下寺湾。中共中央在此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并决定红一军团同西北红军十五军团会合，部署直罗镇战役。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直罗镇战役打响后，他在大峁梁参加指挥战斗。
1936年2月，红军主力出师东征，邓小平从延安临镇经延长、延川渡过黄河随红一方面军参战。东征胜利后，他随部队从山西永和、大宁经清水关西渡过黄河，驻扎在延川禹居一带。5月19日，左权、聂荣臻、朱德等和邓小平率红一军团从延川出发，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挺进，会同红十五军团相继解放了宁条梁、定边、盐池、豫旺、环县、曲子、华池、固原地区，使西北根据地区域扩大到纵横700余里。在此期间，邓小平奔波
于陕、甘、宁、晋四省边界一带，为巩固西北根据地，戎马倥偬，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西安事变发生后，1936年12月，邓小平随彭德怀、任弼时率主力红军南下。红军左、中、右三路从陕、甘、宁交界地区出发，顶风冒雪，昼夜兼程，于1937年1月上旬分别到达咸阳以北地带。邓小平与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领导随队驻防于旬邑、淳化、泾阳等地，开展扩红和地方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小平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后改任一二九师政委，并担负地方党的工作。1937年9月，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从泾阳县云阳镇出发，邓小平和左权副总参谋长随部队经蒲城、澄城到韩城，在芝川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邓小平战斗在抗日最前线期间，曾三次奉命回延安参加中央重要会议。1939年7月，邓小平第二次奉命回到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回延安，邓小平与浦琼英（后改名卓琳）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45年6月，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邓小平第三次奉命回到延安，6月19日参加了七届一中全会。8月，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新成立的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委。8月2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乘飞机离开延安，返回晋冀鲁豫解放区。
坚持实事求是关心陕西发展
从1952年到1984年，邓小平曾多次利用来陕视察和路过暂憩的机会，对陕西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无不体现出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1957年三四月间，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来陕视察，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在陕西期间，邓小平工作注重实效，不让报道，不事张扬。他不但视察了属于156项工程的昆仑机械厂、红旗机械厂、庆安机械厂等大型航空军工企业，还坐飞机鸟瞰了西安市区。视察后，邓小平于3月23日召集陕西省、西安市领导干部开会，就西安城市建设进行了座谈。座谈后，邓小平到兰州视察，4月7日返回西安。4月8日上午，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了干部会议，邓小平作了关于勤俭建国的报告。
在西安，邓小平看到城市建设比1952年来时变化大，感到很高兴。他说，不能否认，我们国家发展得确实很快，气象一新，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切不可过分夸大我们的成就。他针对陕西和西安以及全国其他省市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和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特别强调：我们的干部对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要认真地研究，不要照抄、照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西安城隍庙，地处古城繁华的西大街中段，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以庙设店，很有特色，直到解放初期一直是西安的一个商业中心，百货日用商品琳琅满目，市民游客川流不息。邓小平参观后说，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要多办一些购物商店、理发馆、学校，修建文化娱乐场所，满足群众的需要。
邓小平在视察陕西期间的讲话中，多次强调
要加强党的领导，党要接受监督。他指出：过去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党的领导，现在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同样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此，党要接受监督，要接受来自党内、来自群众、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三个方面的监督。
钟情民族文化风范长留人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乘专机到陕西视察，接见陕西党政军领导，对陕西的改革开放及经济、文化、科技、旅游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振兴陕西寄予殷切的希望。1980年7月9日上午，邓小平一行乘坐一辆白色小面包车，在省长于明涛的陪同下，来到秦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因为开馆时间不长，接待室不但简陋，也没有空调和电扇，已是76岁高龄的邓小平不停地擦着汗，工作人员找来两把扇子给他扇凉，但被他一再拒绝。邓小平边听秦兵马俑出土文物和建馆情况介绍，边询问文物保护措施。在观看出土文物时，工作人员取出一把出土完整、光亮的青铜长剑让他观赏。这把剑虽然埋在地下两千多年，出土时却没有一点锈迹，仍然锋利无比。邓小平看得仔细，听得认真。工作人员请他亲手拿剑时，他却显得难为情：“这可不行，你们都戴着手套，我手上有汗，不能拿，会损坏文物的。”待工作人员拿来手套给他戴上后，他高兴地将剑接到手里仔细端详并连声说：“好，好，真是太好了，我们在秦代就有这么高的科学技术，真是了不起！”
从秦兵马俑博物馆回来的第二天清早，天上下着蒙蒙细雨，这给酷热多日的古城带来些许凉意。邓小平又兴致勃勃地驱车来到西安城内的碑林博物馆参观。西安碑林，是我国碑石文物精华荟萃之处，其历史可上溯到唐末五代时期。邓小平对灿烂的中华历史文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敬佩之情。听着专家的讲解，时而惊叹，时而高兴，时而点头，忘情地沉浸在对古老文明的幽思之中。
在两天的参观中，邓小平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观众，不搞前呼后拥，和陪同人员一起坐面包车，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领路。他一再叮嘱不要影响接待单位的正常工作，不要干扰群众的参观。在碑林博物馆，他还让随行的工作人员专门到大门口询问碑林博物馆工作人员，是否在他参观的同时还对广大游客正常开放，有没有扰民的现象，充分体现了领袖和群众的血肉感情。
邓小平还有两次路过陕西的经历：一次是1982年9月19日，他在陪同朝鲜首相金日成到外地参观访问途中，专列停在宝鸡—广元区段的观音庙车站。金日成和邓小平一块走下专列，在这里指点三秦大好江山。还有一次是1987年2月16日，邓小平和王震乘专列由四川路过宝鸡时，兴趣盎然地视察了新落成的宝鸡火车站。
（摘自《陕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