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拉奇直面交锋：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3）
对于林彪，奥琳埃娜·法拉奇并不陌生。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得发紫。随后，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飞机外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于是，女记者又站在西方人士的立场上，像提“五个指头”的问题那样，把林彪与毛泽东主席的关系问题提了出来：“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邓小平接着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奥琳埃娜·法拉奇：“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放下茶杯的邓小平用近乎论断性的语言告诉注视着自己的女记者：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伸出手指表示着自己的话意。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肯定地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女记者明白，邓小平是在批判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任职期间，全盘否定和恶意诋毁斯大林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表明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确是很聪明的回答。
她继续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小平回答：“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显然，对方问得得体、尖锐，邓小平答得机敏、准确。忽然，女记者问完毛泽东与“四人帮”、林彪关系的问题后，话题一转，转到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上面。
奥琳埃娜·法拉奇注视着邓小平讲：“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些“小道消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的，那时，是作为他的“罪状”列出来的。消息灵通的记者知道这些不足为奇。
他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女记者显然对上述回答感到满意，不过，她沿着既定的思路提出问题，即“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自然，下一个问题就是周恩来了。她问：“在中国有那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邓小平听完问话，目光转向窗外，他想到了周恩来，他与周恩来相识于法国那异国他乡。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问过他：“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深思了一下回答：“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是的，留法两年，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惊险岁月，在江西“红都”，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炮火纷飞的革命战争中，在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中，直到周恩来为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病逝为止，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中，邓小平始终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周恩来病重时，邓小平顶住“四人帮”的压力，治国治军，替周恩来分忧解难；周恩来病危，邓小平通宵达旦守候在周恩来身旁，安慰战友；周恩来病逝，邓小平强忍悲痛，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他致悼词……
总之，邓小平对周恩来的一切真是太熟悉了。当然，外界是了解不到那些内部情况的。比如女记者提到的周恩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显然是对中国共产党内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缺乏了解。
实际上，周恩来早在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时均受过不同程度的打击，只是他顾全大局，很少谈及而已。延安整风运动中有人对他批评过火。新中国成立后，说他主张“反冒进”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对那些不实之词，对那些过火的批评，他总是泰然处之，并且严于律己，反复检查自己工作中的失误，表现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想到这些，邓小平回答女记者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在有了上述背景交代之后，邓小平讲：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是按照设计的既定思路，邓小平的回答也有着“一定之规”。对方问刘少奇、周恩来，以至于自己，邓小平就讲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友好关系，讲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这一点，女记者敏锐地感受到了。所以，她问邓小平：“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小平平静地说：
“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
奥琳埃娜·法拉奇：“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平和地讲：“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时间已快到中午了，访谈仍在继续，似乎还没有要结束的迹象。因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当时的许多中国人都是难以说清道明的，更不用说西方人士了。因而，话题从具体的人物评价，又转回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创举”上面。
当女记者表示自己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时，邓小平循循善诱，讲要从制度方面解决。
当女记者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仍然存在，今后党和国家的局势发展能否顺利时，邓小平表示：“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
他满怀信心地说：
“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要求……我们可以确信，只要我们现在走的路子是对的，人民是拥护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情况就不会重复。”（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