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屹
庐山会议后，党内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和个人崇拜现象发展的趋向，特别是林彪、康生等人推波助澜，大搞个人迷信，引起了邓小平的反感，他多次提出，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讲话时明确提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他强调：“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针对个人崇拜的现象，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领袖和集体的关系。他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在庐山会议后的党内已无法被接受。“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竟成为邓小平的主要罪状之一。
“大跃进”之后，为了尽快走出困境，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有的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的情况。对此，党内存在着不同意见，出现了争论。1962年7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如何恢复农业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7月7日，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邓小平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刘伯承在指挥打仗时经常讲的一句四川俗语来作比喻：“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猫论”，是根据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正确思想。但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持有不同意见。1962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时，毛泽东就认为，有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再需要搞“责任田”了。同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支持搞“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邓子恢等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此后，邓小平不久前在共青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下发后被追回。“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作为“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成为邓小平的主要罪状之一。被谬传的“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成为家喻户晓的“邓小平反动言行”。对于邓小平在“包产到户”立场上的言行，1975年底，毛泽东在发起再次批邓的时候还这样说：“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邓小平为纠正“左”的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做了大量的工作。1962年1月，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他和刘少奇共同主持起草了“书面报告”，总结了以往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并且提出，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有监督。会后，邓小平积极推进了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使全国有六百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与此同时，邓小平在企业管理、知识分子政策、思想文化工作等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在不少方面与毛泽东的看法和主张有所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分歧日趋明显化了。
共和国第一冤案平反，邓小平对王光美说：“是好事，是胜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的原则精神，平反冤假错案的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邓小平、胡耀邦在这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最引中外人士关注的就是共和国第一冤案——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的平反。
1980年初，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经过充分的准备工作，为刘少奇公开平反的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这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是这次全会的重要议程之一。然而，在为刘少奇的平反中，必然要牵扯到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就会极大地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对此，邓小平高度重视这一问题。28日，在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当汇报到决议要不要写刘少奇也犯过错误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今天倒是议了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写上这样的词句不会给人们说这是贬低少奇同志，不可能这样理解。少奇同志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平反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29日，在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又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发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平反的决议这样评价少奇同志，可以使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
正是邓小平从大局出发，正确地把握了方向，才有力地推动了为刘少奇的平反，也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地位。
对刘少奇，大凡上了一点岁数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作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就是这样一位在国内外都享有崇高声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 (未完待续)
